著名诗人张凡修

蔡婶家的鸡不下蛋了，伏天就到了

著名诗人李松涛新形象（请勿模仿·据诗人们一致认为像极了耶稣）摄像左岸

与李松涛书

李松涛这个名字

以他的《深山创业》走进了我的灵魂

要开凿很多窗户

他握住秋天的颜色，去树根要回泪水

使我的眼睛比狼的蹄印快一步

他不会弯曲的目光，把我扔进天空

我的挣扎就是后来的果实

又是秋天了，他突然站在我面前

岩石退到微笑的地方

浪花穿过田园跑回大海。相互传送一生的呼吸

我听到他金黄的部分

是苞米们抱拳的的声音

中国读者常常惊讶，是什么“神力”支撑着索尔仁尼琴、格罗斯曼等人具有“逆惯性潮流”而动的勇气和坚持，或者说，为什么俄罗斯总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作家，能在被整个文化界孤立的环境中坚持长达数十年里写作一部没有希望发表的著作呢？为什么中国的政治遗孀就写不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样的著作呢？

【来自“命定角色”的信念】

在进行这项文字工作的人看来，他们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完成记录时代的任务。写作既是摆脱绝望的唯一办法，也是人在尘世间获得“自救”的途径，他们把写作过程视为一个从跪下到站起来的过程，是一种从保持缄默到发出自由声音的呐喊，是从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的进化过程，是一个自我成长和生命延续过程。他们都对属于自己的“命定角色”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自觉地以节省下来的“生命成本”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惜以“慷慨赴难”的阿瓦库姆精神走向“火刑柱”。他们都深信自己身后有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

索尔仁尼琴说，“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关系，我的写作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我的文学事业就是一项“筑城工作”，我在为将来的“突破”做一些准备。他说，好像我不是在写作，而是有人牵着我的手在写，我只是一个撞针，被挤压了半个世纪，现在一下激发出来。如果死去的人完成了他命中注定的事，不会伤感而是心安理得。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丈夫被捕后说：我无力改变我丈夫的命运，但是要让他的作品“活”下来，“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活着”。“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我们这一代的女人，“做遗孀几乎成为一种职业”，所以用笔记录下苦难和思考，在妻子身上延续丈夫的生命，才能完成“人死去而作品不死”的夙愿。

格罗斯曼则把自己的书看作“一个活体生命”，深感写出真相是他的道义责任。他说，是死者的力量支撑着他，他相信写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如果在精神死亡与肉体死亡必须选择的话，他宁肯人死而让书活着。格罗斯曼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说，“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务都毫无意义，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以上人物的坚韧性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傲和倔犟，就像早期基督教殉难者般地执拗，他们认定，当诸多必要因素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如旧约所言，“上帝要借他人之口”说出真相。

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存在。在新秩序的政治高压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麻痹症”患者的“空心核桃”。他们融入到“群众性表演”文化的洪流中，“只要当局一声召唤，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痛斥当局所指认的那些人，并且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一拨拨的人参与集体撒谎。但谁也没有因此汲取任何教训，正是那些人凭着一纸公文弄死了一批人，还打算弄死下面的几批人，他们准备弄死所有需要弄死的人，是谁需要这样做？国家、政府、还是人民？”一位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过分慷慨的抛弃了一些我们应当为之骄傲的人。格罗斯曼等人认定，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命题作家，不是主动谄媚者，而是不畏“高压电场”敢于向庞然大物利维坦挑战的圣徒，而是需要说出“皇帝新装”的“常识儿童”。

索尔仁尼琴曾为官方体制内文学勾画一幅图像：“现有的为当局抬轿子的这种文学、几十本大型杂志、两份文学报、无数的文集、单篇小说、作品集，每年颁发的奖项和胡拉硬扯的广播剧我从不认为是真正的东西，这些文字里没有值得看的东西，这并非说那里产生不出来天才的作家，也许那里出现过天才的作家，但他们也毁灭在那里了，因为他们播种的那块土地不行。我知道，在那块土地里什么也长不出来。刚一踏进文学的门槛，他们所有的人一致商定不去谈每个事物和事件的主要真实，可这个真实就是离开文学也摇晃着往人们的眼里钻，规避真实的这种做法就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敢触及真实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自从文学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后，由斯大林和高尔基创建的“俘获文人”的苏联作协从来就是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蜜糖在指导作家的写作。要想在掌权者下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或者扮演参与者和温顺专家的角色，就必须以知识作为祭品，以此前积累的名望作为敲门砖。统治者认为自己号准了文人的脉搏，只要施加压力就能达到目的。也的确有不少人自愿迷失在“歌德”合唱团和“软文”大本营里乐此不疲。

（图：苏联画家笔下的高尔基与列宁）

而索尔仁尼琴、格罗斯曼、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沙拉莫夫这一长串的名字要向世人证明，“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灾难，哪里有就流血”，但是只要“哪里语言没有死，哪里就有希望”。虽然在政治紧箍咒下制造了多少心口不一的人，让多少人变得扭曲丑陋，思想被磨得没有棱角，奴性和虚伪成为常态，谄媚强权而不顾他人的死活。但总会有人站出来，把俄罗斯文学的财富还给它本身。在这种政治生态中仍然有人处在独立自主的地位、不撒谎、不寻找，不低三下四，不无谓的空忙。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我的语言要像利剑一样，“不但要戳穿他们的谎言，而且否定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虚伪的生活”。这种思想性的写作使他们站在一个俯瞰历史角度，他们的作品能够起到人类进步、文类文明“风向标”的作用。

就像切斯瓦夫米沃什感知到的，这个制度下从来都有胜利者的欢愉与失败者的痛苦，炫耀的强权与被深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他决定不再追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了，在历史与人的对立中，他要选择后者。“我的将来是输是赢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地球经过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是“一小撮”自觉与传统文学对接的人，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作为文学的文学，不是为了发表小说而写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不再成为这种政治游戏中的棋子，返回到最基本的常识上来，返回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本意上来，他们共同认为“19世纪是我们的家，我们植根于19世纪”，现在需要再造传统。

【官僚主义、血统论和政治惩罚术】

格罗斯曼穷其后半生完成的这部作品是要告诉人们，在苏联汗牛充栋的二战题材中，很多真相并没有展现出来。《生活与命运》作者具有一双穿透过铁幕的“魔眼”，他“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正是“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格罗斯曼除了谈战争、谈斯大林格勒苏德双方的军事较量以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论及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我在苏联作品中较少读到的描写战争时期官僚主义的情景，以前人们所熟悉的卫国战争文学《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他们为祖国而战》等著作都是在描述苏联人民的浩然正气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读者感觉，在外敌的压力下，党国体制显现出来高度动员的优势，完全没有了和平年代那些丑陋的官场恶习。但是在格罗斯曼笔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战争年代苏联官僚体制的弊病依然暴露无遗。

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报户口就是一例，古比雪夫有以她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把她折腾了个七荤八素，就是无法落户口，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有一个步兵排被包围了，没有东西吃，空军得到命令，要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不发给食品，说是需要领物人在发货单上签字，如果飞机从上面把东西空投给他们，他们在下面怎么签字呢？格罗斯曼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并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

还有在苏联“血统论”思维模式下，对每一个人就像德国查民族属性一样不翻完祖宗八代绝不罢休。因为党的逻辑是，在非劳动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比在无产者中间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大得多，“社会出身”，是一株大树的树干，下面是许许多多宽大的履历树叶，只有每一片树叶是纯正的，才能保证树干的忠诚性。所以组织上需要了解一个人前八辈子和所有社会关系的信息：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父母的社会出身，前妻父母的社会出身，在填完24份表格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根正苗红”。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让人们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一个填完无数表格的共产党员真诚地坦白说“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作者的诘问很质朴，这和“德国法西斯根据可能性大小在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什么两样？

某人有一个非婚生男孩，他从来没有见这个孩子但是需要付给孩子赡养费，等孩子长大后在前线跑到德占区去了，于是他被判了十年徒刑，理由是因为他成为“祖国叛徒”的父亲。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的时候，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校对没能更正，结果被判7年牢狱。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讲了真话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斯大林就知道，苏联推行的这一套制度要站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付异端邪说的办法，我们不戴手套，我们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呢？”于是所谓的各级领导的工作“是以整人为乐趣”的。肃反人员得出的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

格罗斯曼结论是，战争中“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可怕的是“所要保卫的那个国家成为一个吞噬个人的怪物”，可怕的是“国家的善总是自己戴上虚伪的公共性面具，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斯大林的集中营却在扩大？以建造人间天堂的名义为什么会造成饿殍遍野？“要杀掉一些人，摧残一些人的生活”呢？

【一部弘扬“人性”的作品】

《生活与命运》的作者以大量的篇幅论及苏式体系运作模式中“人与国家的关系”。提出“国家制度是为人设计的还是为整人而设计的”？政权认为自己代表了人民就具有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在国家、政党、民族这些“抽象宏大名词”面前，“个人只能是历史体制的奴隶”，只是被摆布的“他者”，只是些“砖瓦、螺丝钉”而已。“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示，那就是：农业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些事件和1917年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人民的动荡和变化，当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肉体的消灭”，以国家民族的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人们还能不产生怀疑吗？“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人民的需要，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波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的需要，一头是人民的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因为“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阱，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以及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我们走向了与当初奋斗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向。

作者认为在苏联的话语中，表面上虽然“革命”从未被抛弃，但理想主义在最高领导层那里早已变质或死去。所谓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唯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1926年4月14日托洛茨基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私人信件中说，“高层都心知肚明现状与革命动员时的许诺背道而驰”，党要强调它的历史继承权，于是只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着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一个人的”。他们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也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更可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最高层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这些高手对信念、思想、哲学、逻辑一致丝毫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分析能力，他们唯一追求的是靠卖身投靠使自己得到实惠，提拔一些奉命行事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

在谈到苏德关系和战争初期的失利时，作者谈到，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就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伟大领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深谋远虑，而作为执行者的下属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替罪羊。剧作家考涅楚克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文过饰非地为斯大林开脱，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不能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最高统帅是永远不会错的。另外，在“肃反”后期，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叶若夫回答说，他完完全全不走样地执行的是最高统帅的直接指示。就凭这句话，叶若夫还能活下来吗？

在谈到苏联“告密”盛行下，导致了一种畸形社会文化，出现了以“告密”吸食他人鲜血的新人种。正如格罗斯曼所言：“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告密上去，一切皆可告密。”这种政治生态，“让我们都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每一家的电话上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整个国家都像患上了侦查狂犬病。即便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所有军人的通信都首先要经过军事检察机构的阅读。至于前任告密后任、亲属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同事之间落井下石、劳改营里的“啄木鸟（线人）”遍布，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劳改营的囚室里关押着列宁格勒的某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他们之间是前后任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敌人和恐怖分子，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全被作为敌人被关在一起了。元帅、人民委员、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着千军万马，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却由于斯大林猜忌或一句发怒的话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劳改营里的尘土。

于是乎学乖了的无耻文人早就把历史常识抛在一边。好像没有了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在阿托尔斯泰的剧本里，列宁勤快地给斯大林点烟，在一位画家笔下，斯大林昂首阔步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列宁匆匆忙忙、毕恭毕敬跟在后面，历史学家笔下，不论是喀朗斯塔德叛乱时期、保卫察里津时期，还是波兰入侵时期，都是列宁向斯大林请教。有一天的《真理报》上，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到86次。

作者借用契可夫的话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思想到一边去吧，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部书中用力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强调“人的意义”，强调“人的自由是最高价值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人性、个体”。所以我们说《生活与命运》是一部弘扬人性的史诗，它的不朽意义也正在于此。

最后要说的是，我知道翻译工作不但是对两种语言以及历史、社会、文学知识的综合考验，而且由于长期细致而又繁琐的案头劳作，也是对译者毅力的一大考验，为此我们要向《生活与命运》的译者致敬。但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专有名字、人名、地名翻译：比如像普济洛夫普梯洛夫，卢宾卡卢比杨卡，雷科夫李可夫，哥尔克高尔克村，瓦图京瓦杜丁，叶佐夫叶若夫……诸如之类等等，还是按照大家已经习惯的译法翻译好，否则容易误认为是另一个人。其实解决此类问题并不难，只要查一查《列宁全集》第2版的人名索引和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人物卷）》，那里面有苏联1973年出齐的16卷本《历史百科》中的所有人物，基本上就都能搞定了。

【关于《生活与命运》】

作者: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译者: 力冈

出版年: 2015-8-20

定价: 118.00元

ISBN: 9787549567027

【注】本文原标题《“向格利亚头上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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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雷平阳，诗人，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一级作家，曾获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大奖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著有《风中的群山》、《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雷平阳散文选集》《基诺山》等作品集十余部。

长淮诗典微信号往期推介诗人：陈先发、胡弦、育邦、简明、严力、李不嫁、魔头贝贝、向以鲜、刘蕴慧、宗焕平、方文竹、轩辕轼轲、古筝、王妃、马维驹、刘西英、杨角、还叫悟空、周瑟瑟、张凡修、极目千年、江一苇、叶匡政、老巢、量山、江耶、阿未、文林、徐春芳、雷默、李成恩、海媚、海烟、张建新、田暖、十品、老井、寿州高峰、孙淮田、杨启运、竹篙、郭全华、蓝格子、敬笃、贺林蝉、井鸣睿、荣荣、张岩松、李浔、海男、张牧宇、汪抒、左拾遗、张二棍、余怒、罗广才、乔浩、聂权、第广龙、杨黎、西边、衣米妮子、玉上烟、宫白云、西棣、沙克、黄玲君、娜仁其其格、杨角等宜宾诗群、陈广德、雪鹰、芷妍、林馥娜、罗亮、施茂盛、宇轩、阿翔、唐不遇、孙启放、吴少东、谈雅丽、艾叶、郭建强、钟伟业、田耘、孤城、胡弦等徐州诗群、芳竹

我曾经和雷平阳说过他是中国当下汉语诗人中最会“讲中国故事”的。这不仅在于我和他的几次相遇都听他在会场和酒桌上慢悠悠地讲述云南“边缘空间”的沉暗故事与中国寓言，而且这一讲述“中国故事”的冲动还体现在他一直以来的长诗和诗歌写作当中。而在此过程中，雷平阳寓言化的诗歌话语方式在我看来绷得太紧张了，也就是这种目的性有些突出的诗歌写作方式和经验以及想象力状态会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的生成性、不可知性的偶然性因素削弱。当然，对于雷平阳这样的成熟且风格明显的诗人而言，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写作阶段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似乎写作的瓶颈期也在到来。从云南回来时我提了厚厚的一大摞雷平阳的散文随笔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比照他的诗歌文本与非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我发现一些相同的故事和片段出现在诗歌和散文中，当然处理的方式和重心是不同的。我也一直期待雷平阳能够有对自我限囿进行突破。那么，由此再来读他的长诗《去白衣寨》，这是不是他的一次诗学的突破呢？我也想听到更多阅读者和评论者的声音。

       ——霍俊明

去白衣寨

雷平阳

一

前面就是梨园了

白色的梨花，在红土上闪烁

有人早就抵达了，正在重修烽火台

升起的狼烟，客观而又猖獗

像一条伸向天空的吸血管
她说：“在错乱的道路上
逆向走了这么久，我不想
一下子就回归于生活的处方笺”
她说得很对，我们折转身
无望地走进了一片冷飕飕的坟地

二

无望是我们的信仰
无望在天空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与星星站在一起
无望做安身立命的农夫
跟着河流出走又悄然返回
无望，无望铲除这些牵衣的
鬼手一样的刺蓬
无望自由地决定生的可能性
而死却天天都有可能光临
我说：“这坟地上的落日很壮美！”
她迅速脱掉衣裙
要求落日归还她裸体的烈焰

三

在黑夜中的荒地上不辩方向地走
我说：“不能向假想敌妥协
我们的身后还应该有一头
像他一样疯狂的豹子！”
但她已经受够了总是被逐杀的命运
停了下来，望着我：“有豹子吗？
它有铁的面孔、刀的心？
因为假想中的豹子而疲于奔命
我们是不是很愚蠢？我们的奔跑
真的只是为了躲开
终归要来的死亡？真的就是
为了奔向本不存在的自由？”
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
自己的双眼含着自己的泪水

四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局面了
我们都坐到了地上，双手掩面
我是从一个人的邪恶中
推算出一代人的邪恶
她则站在众多的恶棍中间
难以分辩哪一个恶棍具有象征性
身边有夜鸟飞扑
有人形的黑影一闪而过

五

对谁都应该有约束
但不是在骨架上架设铁丝网
对谁都得派人监控
但不是在每颗心脏上
安装窃听器。还必须提醒人们
漏网之鱼逃不出汪洋
而汪洋已经不是放生池
它已经主动将自己
改造为浊浪滚滚的餐桌
……我们在太阳初升的时候
来到了一座石头山下
她不认为劫后余生仍然是困境
用脚踢一块石头
希望石头支持她的谬论
我则把自己塞进石头
在石头里望着她
除了翻滚，咬着牙，什么也不说

六

山上有人在种松
有人在下棋
有人在牧羊
种松的是个在逃罪犯
下棋的是个出家人
牧羊的是个屠夫
我和她什么标签都没有
坐在水边的青草上洗衣洗云朵
她叫我刀斧手
我叫她女汉奸
一个年老的瓜农，挥舞着一把铁锤
在河滩瓜地里砸瓜
边砸边叫：“砸死你
砸死你这个与我为敌的坏分子!”
我们低头洗衣
鲜艳的瓜汁染红了流水

七

她说：“在砸与劈这两个字中间挑
我喜欢劈。利刃，劈，劈瓜
劈，一个瓜农在劈瓜……”
她把砸字与铁锤扔给我
我只能想象铁锤不停地往下砸
西瓜纷纷粉碎
那满天飞溅的是血红的瓜瓤子
走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
我们看见桃树下桃子腐烂
梨树下烂梨飘香
村庄的魂魄已经走掉
地底下的废墟破土浮到了地上
她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站着，看着门上的铁锁和蛛网
想不起来亲人们都去了哪儿
我吹着囗哨
用脚踹开了宗祠的大门
里面只有一只母猫，子孙浩荡啊
它生了一堆瘦小的孩子

八

闪电一再击打相似的头颅
雷暴也总是宣读同一个圣旨
在一条废弃的铁轨上
我掉头看见的是反复涂改的未来
她飞一样向前
抓在手心的，却不是一纸遗训
而是一只鲜红的汽球
任她怎么戳，也无法戳破
冬天来了，我和她得在冰冻之前
在铁轨两边种满桃树
桃树身上有妖气
桃花香里藏故国
那腐烂的桃花铺满废弃铁轨的景象
我们没有多想

九

稻草堆上躺着，月亮低垂
“饥饿与卖淫是不是递进关系?”
她边问，边答：“它们共生!”
我起身点燃了一堆稻草
捧了一捧火花给她
“我见过很多返乡的婊子
她们从良了，但没有一个男人
能够满足她们的肉欲。”
她说完，身体猛然滚向了火堆

十

月亮，她想把月亮敲烂
月亮，她敲烂了的月亮还挂在天上
月亮，是她悬挂到天上去的月亮
月亮，我在一个肮脏的乡下诊所里
与医生讨价还价
补回来的硬币像一堆月亮
她浑身的水泡像月亮
为了止痛，她大声叫着
“杂种，月亮，杂种，月亮……”
医生说：噢，月亮
输液的梅毒患者也说：噢，月亮
他们叫着他们自己的月亮
唯独一个濒死的老人，无人守护
他一声不吭，偏着头看月亮
那真实的月亮挂在诊所的屋檐上
只有这个月亮是上帝的月亮

十一

群山只是山
我们视为起义的大海
黑夜只是睡觉的时间段
我们发现并夸大为黑暗
上帝啊，您的人，数量越来越多
那个吸毒的母亲
卖掉了她最后一个儿子
她是卖给您
她用换回来的毒品了结自己
她是把自己还给您
我们知道，现在您就坐在这小诊所存放假药的地下室里
您不会现身的，而我们
也会继续把诊所想象为生命的禁区
那个死在门槛上的母亲
她贴身的衣袋内，装着一封
无法寄出的写给儿子的信
这信，也只能寄给您

十二

王屠夫的暮年在猪厩里度过
他死在了猪厩里
他死的时候，五个儿子
在五座城市的五间出租房里酣睡
他一丝不挂，与粪土抱在一起
五个儿子睡姿各异
不知道屋顶上挂着月亮
月亮知道他有五个儿子
还知道五个儿子都在异乡睡着了
冷飕飕的夜，月光照进猪厩
在他走到尽头的
骷髅般的身体上
盖了一层白布

十三

我们遇上了王屠夫的葬礼
十六个白头老翁
踉踉跄跄地抬着一具棺材
走在遍布枯草的路上
后面跟着几个老太太
天上跟着一只老乌鸦……
她一脸的疤痕，但还是从火焰中
回到了人世。她说：“没有人哭
让我替王屠夫哭一场吧!”
这个天生的戏子
悲声一起，送葬的队伍
突然就向着她缓慢地移了过来
一个苍凉的声音告诉她
“孩子，这是你爹的遗骨……”
我们跪倒在了路过，闭上了眼睛
不相信戏剧的真实性
等到睁一开眼，老人们已经走空
身边一具棺材
上面站着一只乌鸦

十四

受限于向上的生长力的弱小
几个侏儒在山顶上跳高
受限于缓慢的奔跑速度
一个瘸子在坟场上建了一间铁屋子
受限于锥心的荒困
一群黑山羊在沙丘中绝食
受限于冷血、直接和避不开的凌辱
那个光彩照人的乡村女教师
躲进了一具傻瓜的躯壳
她彻底开放了自己的阴户
裸着身子，躺在学校的操场上
傻等着天下的男人去交配
受限于迟迟不来的春天
娇美的花朵都找了塑料花做替死鬼
受限于羞耻，身份证上
我们把名字涂改成动物的名字

十五

一条即将被涂红的引水管道
在山野上荒废多年，风调雨顺时
人们甚至把它当成了
死掉了的社会主义铁打的巨蟒
我骑在上面，她也骑在上面
我们知道它不会飞
会飞的是旁边飞得无聊的杨树叶子
我们还知道它真的是废物了
什么坚硬，什么甘露
什么浇灌，全都是鬼扯
这一年春旱，一支施工队来了
不准我们骑在上面
但我们还是一直骑在了上面
他们运来了油漆
很快就将生锈的管道
涂成了血红的管道
只有我们骑着的那一段
没有红色，暴露着废物的老底
这根管道，瞬间变质，被指认为
新修的水利惠民工程
说它让焦土变成了良田
有人来剪彩，我们骑在上面
有人来取证，我们骑在上面
有人想炸掉它，我们骑在上面
我们就像两具渴死的干尸
死死地等着那救命的水阳

十六

孤立于麦田中的是一棵白杨树
它贴着土地的根部上
有深深的刀囗，这是否说明
有人动过砍翻它的念头
迎面走来的男人
提着一把斧头。他的脸上
也有深深的刀口，这说明
有人动过剁掉他的念头
这些身藏杀心的人是谁呢?
如果他们的杀心还随身带着
而且天天行走在人群中
他们会不会再次下手、下死手?
……想着这些悬而未决的事
我弯腰捡起一个踩扁的易拉罐
打飞了白杨树上的喜鹊

十七

“你没看见河床上那些鲜花吗?”
“你没听出白鹤的叫声里有鸦啼吗?”
“你没想到邮差就是毒贩子吗?”
“你没感觉我们一直活在不同的时间里、王国中?”
她连续四次发问，头发上的草屑
被腥风吹到我的脸上
我找不到想说的话，望着她
她将身上泛黑的白袍往上卷起
遮住了自己满是疤痕的脸
结果又露出了伤痕累累的乳房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
看着河堤上那个骑自行车的人
他自行车的后座上
绑着一只大而无当的空箩筐

十八

河堤上的野花还是开了
这些轮回于开放与零落之间的野花
又坚韧地开了。它们不合时宜
开得像多年以前死在迎亲路上
的那些新娘子。开出了创世的欢喜
也开出了末日的静黙
它们一朵挨着一朵
像哑巴们白森森的牙齿

十九

一座孤坟前只跪着一个
枯叶一样的扫墓人
回乡路上只走着秋风似的一个人影
这魔幻现实主义的寂静
搅乱了时间，也令我内心失重
令我想做魔术师、驯兽师
和古典主义的刽子手
令我悄悄建立了迷宫里的巨人国
她已经受够了时刻都有
被强奸之感的旅程
说：“一群鸟从我眼眶中飞走了
昆虫正络绎不绝地
从我的阴道一只接一只地爬出
哦，你看啊，我多像一个
人人得而倾泄兽欲的女俘!”

二十

空空如也的山野
在我与她身边剧烈地波动
像烟火里的一座空城
处处浮荡着假借圣道的喧嚣
那具有统治力的声音
甚至来源于巫术
名义上我们有百灵鸟才有的发言权
狮子或狐狸一样的行动自由
享受着幻觉中才会出现的美好待遇
但是，在街边上，车间里，家中
我们得时刻提防那防不胜防的
没有先兆的事故
只能沉黙，只能关锁自我
是的，正如那一场场地震与滑坡
一旦来临，这山野之间
能仓促地躲开天灾的生命一直不多
因为在这山野上行走
我与她都沦为了山谷中的
石块或羊羔，抑或生命被强加在了
任何一个山民的身上
变成了山谷的公共资产，难以抽身
难以反抗这公开的霸道的鲸吞
彻底失去了自己，难以赎回
“我”字和“我们”已经被征用
不知何时才能由我们
用我们的嘴巴，重新喊出口

二十一

一条江水挡住去路
到处是鹦鹉养殖场的这边是西
彼岸笼罩在雾瘴里，是东
我想，写诗的事，不就是为了写出
这样的一条江水，让它作为界河
……她逐渐变成了我的反对派
从芦苇丛里找来了一条小船
撑船的人，骨相奇异，目光炽热
是她失散多年的哥哥
但他们已经辩认不出对方
忘记了自已的出生地和名字
开着露骨的玩笑，相见恨晚
搂着肩膀坐在船头钓鱼
我潜入水中，熟练地取掉诱饵
不停地拉扯他们的鱼钩
甚至将渔竿拉到了水中
他们对我置之不理
江水清澈啊，他们看着我
像看一头犯傻的水怪在表演哑剧

二十二

春草稀疏的江岸欠我一幅骑牛图
平坦的田野欠我一幅农耕图
小路欠我几个额上流汗的农妇
池塘欠我一阵蛙鸣和捣衣声
屋顶欠我丝绸一样的炊烟
寺庙欠我一个个心事重重的香客
村庄欠我天人合一的生活现场
树荫欠我讲故事的人
以及那荒诞不经的故事
时光欠我首尾相接的反复性
实用主义欠我一座迷宫
村长欠我一份正义和一颗良心
悄悄死去的老人，欠我
一封封死亡通知书
生活欠我一个主题
生命欠我从容和体面
就连从我头顶飞过的孤雁
也欠我一声哀鸣
我是如此的恋旧，如此深入骨髓地可怜自己，在故乡的地界上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二十三

她砍倒一片竹林和紫藤
想搭建永久的居所
但又觊觎那些无人的石头房子
她高声问我：“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新建的房屋
拥有记忆和出处，拥有道德感
并有鬼神暗中护卫?”
她的哥哥已经划船离开了
我知道，这个随时随地都在死去
又重生的女人，她挥舞着砍刀
来到了我的身后
我没有回头，继续在山丘上
挖掘自己的防空洞

二十四

无人采摘的果实，没有成熟之前
不敢过多的奢望丰沛的雨水
注定要成为下一代产业工人的孩子
他们在荒村里，失教于天道
纷纷撇开了血缘，学会了独立
自称是墓地或废墟上
旁若无人地长大的一代
亦称粉碎的一代
他们目光阴沉，习惯了抛弃与屈辱
像喝足了狼奶与激素的机器人
一身的邪劲儿，随时准备
戴上我们的脸谱，以我们之名
锋芒毕露地向我们猛扑过来……
以诗人的身份，混迹于他们中间
我知道，这是一场被培育
和操纵的、继往开来的自杀运动
那翻江倒海的盲从与私欲
源于屡遭涂改的批判现实主义
但却劫不了天庭的法场
顶多只会找出荒诞主义的结局

二十五

遇上一场婚礼：新郎穿着劣质西服
新娘穿着租来的婚纱
没看见任何亲朋，也没有任何仪式
两个人，一前一后
在村子里沉默着走了一圈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从始至终，只有一头脏兮兮的老狗
跟在他们后面，叫过几声
似乎认识他们
他们走出去很远了
一个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
才从昏睡中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另一个昏睡中的老人
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
立着一根当年拴马的木桩
端头上面放着一袋喜糖
和一张没有时间与地点的结婚请柬

二十六

整整一个下午，她都低着头
看一汪积水里的云朵
到了晚上，不知从哪儿找来了铁锤
和一堆铁钉，在月光里
赤身裸体地钉一张壮阔的竹床
她说：“每一根竹子里都藏着鹭鸶
不去白衣寨了，我得留在
这张竹床上，变成一只鹭鸶!”
她身上的疤痕悄悄地消失了
腰肢只堪一握，却又充满了蛮力
多美的乳房啊多美的臀部
多美的长发啊多美的四肢
它们都在恣意地飞舞
伴着铁锤的一声声拍击
和铁钉钻进竹子的吱吱声
我一度情绪失控，幻想着在竹床上
与她生儿育女，建立一个
反时代价值观的小型根据地
我还为自己的幻想击节而歌
为那幻想中的未来激动不已
我以为自己回到了皮肉的躯壳
终于可以过上与世隔绝的日子了
她也一度丢下手中的铁锤
依偎着我，让我把脚边的萤火虫
放在她平滑的小腹上
噢，我们像一对相爱的人那样交配
又像一对贴身肉搏的恶棍
热血贲张地捜捕着
彼此肉体中的吸血鬼
“这是爱?”我们同时向对方发问
那时候，一个梦游的老妇人
一身白衣，来到了我们身边
老妇人的声音气若游丝：
“你们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二十七

她跟着梦游的老妇人走了
结局归于梦境
我一个人到达了白衣寨
一个雨林中冷僻的边境小镇
人丁少于象冢，狮虎皆为仆役
我投宿的旅店很小
名叫“烹象处”。我进去时
几支巨形的烛火燃烧得很旺
老板娘正念着咒语
药浸一把月形铁刀
从她专注的神情中可以看出
她还迷恋着咒符和邪恶的暴力
我叫了几声，她才睁开眼
没抬头，声音冰冷：“客官，
你是来贩玉，还是来礼佛?”
旅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只有她的两个儿子，穿着袈裟
眉目如画，坐在楼梯上埋首于经书
入夜，星空下的小镇万籁俱寂
老板娘在水龙头下
一遍接一遍地潄口、洗手
于循环与重复中肢解着什么
我则在楼梯上跑长跑
上去，又折下来，咚咚咚的脚步声
没有出处和去处，像经书里
从不长出枝叶的那棵菩提
有一段时间，夜空里
传来了一阵阵枪炮激烈的轰响
老板娘关掉了水龙头
站在院子里，静听来自邻国的喧嚣
身子在战栗，仿佛有一颗子弹
正飞行在她的身体里
“他们铁了心去送死，就是为了
从远方送回一阵阵枪炮声?”
她说的他们，原本是一些和尚
其中包括两个小和尚的父亲
无人引渡，他们的遗骸
没有运回白衣寨
仿佛彻底遁入了空门
因此，我的一生就交给了最后一件做不完的事：在象冢的旁边
修筑一座座只埋葬袈裟的衣冠冢

二十八

小镇的四周有很多溶洞
我的胸腔里因此住满了蝙蝠
小镇日出与日落的山丘模样相同
我的世界观因此生死无别
噢，小镇上的人
每一个都负担着几个人的命数
他们却喜欢躲在挂满遗物的衣柜里
也有人彻夜狂欢，骑在
纸扎的孟加拉虎背上无遏制地喝酒
我想，这个小镇很快就会泯灭
幻化为空，重新成为荒地
但谁也不知道，这脆弱的生命
到底还能供我们挥霍多久

  “坛城”：虚妄之词与无去来处

     ——关于雷平阳长诗《去白衣寨》

◎霍俊明

                      在故乡的地界上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雷平阳《去白衣寨》

在这个写作的精神难度空前降低而漶散莫名的时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语言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的代表之一。

我曾经和雷平阳说过他是中国当下汉语诗人中最会“讲中国故事”的。这不仅在于我和他的几次相遇都听他在会场和酒桌上慢悠悠地讲述云南“边缘空间”的沉暗故事与中国寓言，而且这一讲述“中国故事”的冲动还体现在他一直以来的长诗和诗歌写作当中。而在此过程中，雷平阳寓言化的诗歌话语方式在我看来绷得太紧张了，也就是这种目的性有些突出的诗歌写作方式和经验以及想象力状态会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的生成性、不可知性的偶然性因素削弱。当然，对于雷平阳这样的成熟且风格明显的诗人而言，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写作阶段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似乎写作的瓶颈期也在到来。从云南回来时我提了厚厚的一大摞雷平阳的散文随笔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比照他的诗歌文本与非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我发现一些相同的故事和片段出现在诗歌和散文中，当然处理的方式和重心是不同的。我也一直期待雷平阳能够有对自我限囿进行突破。那么，由此再来读他的长诗《去白衣寨》，这是不是他的一次诗学的突破呢？我也想听到更多阅读者和评论者的声音。

雷平阳精神性的寓言和对现实的生命感转化能力逐渐凸显出“悬崖饲虎”和“聚石为徒”的诗人形象。每个人都处于两个时代和迥异经验的悬崖地带，你不能不做出选择。在2014年夏天的暴雨中，我曾在一朋友处看到雷平阳的四个斗大的书法“聚石为徒”。这样说并非意味着雷平阳是写作的“圣徒”，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其写作的“精神来路”和“思想出处”。但是，雷平阳近些年在诗歌中则不断强化着“虚妄之词”，换言之他的精神来路和去处都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能够容留自我精神的空间似乎不再——“用脚踢一块石头 / 希望石头支持她的谬论 / 我则把自己塞进石头 /在石头里望着她 / 除了翻滚，咬着牙，什么也不说”。

雷平阳长诗中冷僻的寒冷的荒芜的朽烂的“白衣寨”让我想到的是藏传佛教里的“坛城”（梵文音译“曼荼罗”“满达”“曼达”）。

2015年夏天在布达拉宫我第一次与那小小的却惊异无比的坛城相遇。那并不阔大甚至窄促的空间却足以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无限延展的本质性的精神空间与语言世界，这是精神和心髓模型与灵魂证悟的微观缩影。

而无论是用金、石、木、土、沙子或是用语言、精神建立起来的坛城，最终也只有一个结局——

       我想，这个小镇很快就会泯灭

        幻化为空，重新成为荒地

        但谁也不知道，这脆弱的生命

        到底还能供我们挥霍多久

雷平阳新近完成的长诗《去白衣寨》延续了近些年他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即对个体“现实”精神命运和整体现代性景观的疑虑和反抗，但最终的结果是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正如我在评价他的长诗《春风祷》时所说的诗人所目睹的“历史遗迹”“时代风景”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的体验一次次向诗人冲涌而来。虚无的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在此时代情势之下诗人的“祷辞”就只能是一种虚无体验的无奈验证之举。显然，长诗《去白衣寨》仍然属于“祷辞”的诗歌话语方式，只不过内省、虚妄、无着的意绪更多是通过反讽、悖论和寓言的拟场景以及戏剧化的方式得以反复凸显。正如诗人在该长诗的开篇所明示的——“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它叫白衣寨，但我不知它在哪里。人世间的幻虚之所，我只能到诗歌中去寻找。有很多人给我指引，为我提供了生者与死者共用的地图，在人间与鬼国我因此步履沉重。边界消失、人鬼同体，就连我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吸附了太多的阴风与咒怨。我穿过河山、旷野、村庄，一路向前，所到之处都不是记忆和想象中的乐土，世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挽歌声里人心颓废。白衣寨，设想中的天边的客栈，它也变成了苦难灵魂的集中营。”雷平阳曾自忖“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而吊诡的是一再抒写和反刍“故乡”的人最终却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雷平阳的写作宿命。

就诗歌文本世界而言，显然“白衣寨”并不是现实中实有的（不只是一个雨林中冷僻的四周有很多溶洞的边地小镇，“人丁少于象冢，狮虎皆为仆役”），而是诗人企图通过文字建构起来的精神之所。但是这种“故国挽歌”式的怀想、追念的精神性愿景最终面对的似乎只有遗照式的残骸和废墟。这又是一个游荡的灵魂——对现代性景观予以批判的游荡者。既然是“批判”与“否定”，那么这种精神伦理观和语言美学的背后要建立起来的是怎样的“新景观”呢——“她砍倒一片竹林和紫藤 / 想搭建永久的居所 / 但又觊觎那些无人的石头房子 / 她高声问我：‘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新建的房屋 / 拥有记忆和出处，拥有道德感 / 并有鬼神暗中护卫？’”还是说诗人最终也无力建立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精神景观——“因此，我的一生就交给了最后一件做不完的事：在象冢的旁边 / 修筑一座座只埋葬袈裟的衣冠冢”？这最终只能是一场虚妄的语言徒劳之举？

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先锋诗界尤其是长诗写作中“语言乌托邦”曾一度成为诗人的造梦仪式，“诗到语言为止”并非只是一个诗人的美学观念。但是，到了雷平阳这里，语言乌托邦已经解体，“诗人的原乡”（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意义上的）已经被斩草除根，由此诗人再向远方、向天空、向自我内心和语言深处寻找一种所谓的“白衣寨”就只能是一场幻梦。这必然是个体主体性精神的无着分裂，是语言的虚妄，是失魂落魄的丧家犬，是不合时宜的恋旧者，是精神的无来去处的尴尬性境遇——“春草稀疏的江岸欠我一幅骑牛图 / 平坦的田野欠我一幅农耕图 / 小路欠我几个额上流汗的农妇 / 池塘欠我一阵蛙鸣和捣衣声 / 屋顶欠我丝绸一样的炊烟 / 寺庙欠我一个个心事重重的香客 / 村庄欠我天人合一的生活现场 / 树荫欠我讲故事的人 / 以及那荒诞不经的故事”“就连从我头顶飞过的孤雁 / 也欠我一声哀鸣 / 我是如此的恋旧，如此深入骨髓地可怜自己，在故乡的地界上 /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白衣寨，是全诗展开的中心地带，也是精神性愿景的依托性装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戏剧性和寓言化的“拟场景”。

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寓言化的诗歌氛围之中。这一场景介于现实与寓言之间，更是像一场白日梦式的景观，比如《白衣寨》中那个老年瓜农在河滩瓜田里挥舞着铁锤不断砸烂西瓜的场景，两个人骑在即将被施工队刷成红颜色的生锈的引水管道上。而多年来，实际上雷平阳的很多代表性的诗歌都具有“拟场景”化的特征，包括那首《杀狗的过程》。这种“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更具有超拔性和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和诗人精神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强调的是雷平阳诗歌中的拟场景即使有时候呈现为实有之物，但是这一实有之物在当下迅速推进的城市化和现代性景观中也大多成了追悼的亡词和精神的虚妄之词。“贴身肉搏”的结果却是“失魂落魄”。而寓言化的拟场景最终要达到的结果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寂静”。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长诗在意象和场景上的视觉化效果。其中最突出耀眼的就是红色的场景和意象，比如“红土”“天空的吸血管“鲜艳的瓜汁染红了流水”“腐烂的桃花”“一只鲜红的气球”“一条即将被涂红的引水管道”等。而这一红色的视觉化的过程显然并非简单对应于所见所感的现实物态，而是建立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基础之上，是对历史个人化与个人历史化相互观照和精神往返过程的印证与强化。

白衣寨，让人想到的则是桃花源。

“前面就是梨园了 / 白色的梨园，在红土上闪烁”。

但是，白色的、芬芳的、诗意的、农耕的“梨园”瞬间就被一种强大野蛮的力量击碎摧毁了，——“走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 / 我们看见桃树下桃子腐烂 / 梨树下烂梨飘香 / 村庄的魂魄已经走掉 / 地底下的废墟破土浮到了地上 / 她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 站着，看着门上的铁锁和蛛网 /想不起来亲人们都去了哪儿”“腐烂的桃花铺满废弃铁轨”。

白衣寨的精神空间中“故国”“村庄”“土地”“河流”“山顶”“稻草堆”的荒芜和废墟般的存在再次印证了雷平阳对现代性城市化景观的警惕和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必然使得诗人面对两种性质不同的景观和空间以及时间性背后的历史法则，比如乡下王屠夫凄怆地死于乡下猪厩，而五个儿子则“在五座城市的五间出租房里酣睡”。由此意识出发，诗人也必须对与此相关联的语言系统和意象谱系的“病症”进行重新的“清洗”，“月亮，我在一个肮脏的乡下诊所里 / 与医生讨价还价 / 补回来的硬币像一堆月亮 / 她浑身的水泡像月亮 / 为了止痛，她大声叫着 / ‘杂种，月亮，杂种，月亮……’ / 医生说：噢，月亮 / 输液的梅毒患者也说：噢，月亮 / 他们叫着他们自己的月亮 / 唯独一个濒死的老人，无人守护 / 他一声不吭，偏着头看月亮 / 那真实的月亮挂在诊所的屋檐上 / 只有这个月亮是上帝的月亮”。这就使这首长诗还具有元诗的精神趋向，这指向的是“乡土诗歌”语言的沉疴以及苍白浮泛的“伪抒情”方式，与此相应要建立起来的是有生命感的有效性和及物性的话语方式——“黑夜只是睡觉的时间段 / 我们发现并夸大为黑暗”。

“在错乱的道路上”“无望是我们的信仰”。这注定是一场羞耻、怪诞、分裂、妄想症式的寻找与遗落并在的精神之旅。逆行、错乱、返乡的道路，“废弃的铁轨”预设了全诗的精神方向。

是的，“冷飕飕的坟地”、“黑夜”、“肮脏的乡下诊所”“铁屋子”的场景出现了——前方只有坟墓。这是存在性的关于时间焦虑的诗歌命题的重演——生死，命运，时间轮盘上的骰子……。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当年鲁迅散文诗中的那个黑衣的夜行人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甚至长诗《去白衣寨》的拟场景都与鲁迅的《过客》具有精神性的相似——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而当年鲁迅笔下黑衣人过客所遇到的女孩在雷平阳这里得到了“精神性的轮回”。全诗中反复出现的正是一个“她”，这个“她”同样是一个拟场景化的存在——不具体，不真实，但是又不断与诗人的精神主体进行拉抻甚至撕扯性的对话。两者之间形成的正是长诗特殊的声音和语调，恰如舞台两侧一个面影一个背影的位置。这两个位置正好是诗人寻找和返回的精神性隐喻。但是，既然前方是坟墓，返乡又是无地，那么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产生就不只是“唏嘘”二字可以涵括得了的——“我见过很多返乡的婊子 / 她们从良了，但没有一个男人 / 能满足她们的肉欲”。这显然是雷平阳对诗歌和“精神返乡”的文化冲动的反省、检思与批评。是的，很多当代诗人似乎都同时走在“回乡”的路上，但更多的则是浅层的庸俗化的单向度的精神表层细胞，而非灵魂的激荡。是的，“还乡”以及“还乡的人”有时候也是可疑的，他们并不应该据有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优势，更重要则是时间和社会法则背后的深层机制和心理动因。陈超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中曾写道“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海子则是“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如今在雷平阳这里“还乡”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婊子”。这恰恰是“不洁”的诗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反之那些具有道德和精神洁癖的写作者恰恰是最可疑最不可靠的。

一切都在改变，荒诞主义的结局似乎早已经注定，连乡村的后裔们也已改变了基因——肉体的、血缘的、文化的、道德的——“他们在荒村里，失教于天道 / 纷纷撇开了血缘，学会了独立/ 自称是墓地或废墟上 / 旁若无人地长大的一代 / 亦称粉碎的一代 / 他们目光阴沉，习惯了抛弃与屈辱 / 像喝足了狼奶与激素的机器人 / 一身的邪劲儿，随时准备 / 戴上我们的脸谱，以我们之名 / 锋芒毕露地向我们猛扑过来…… / 以诗人的身份，混迹于他们中间 / 我知道，这是一场被培育 / 和操纵的、继往开来的自杀运动”。

这已不只是虚妄之词，也是绝望之举。既然无路可返，自我精神主体的白衣寨又只是一场幻梦，那么这个时代的“诗人何为”似乎又成为了大是大非的艰难疑问。

2015年春天，我和雷平阳、海男在翠湖边的一个火锅店喝茶喝酒，雷平阳的儿子拿着手机在搜索另一个世界。在城市空间里，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乡下的土孩子了。

  又是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空有巨树两棵。阳光抖落在城市的院子里，我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乙未夏末，北京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合著）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等。主编《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无端泪涌——陈超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等。曾获《星星》《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家、《滇池》文学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德令哈海子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批评奖、“明天”双年奖批评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