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赵卡：略谈70后诗人的长诗写作

长诗作为一种晚期风格的可能与不可能
——略谈70后诗人的长诗写作

 赵卡

 
    这些年来70后诗人的丰厚文本生产的确令人瞩目，它是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成就之一，而且，不止是诗歌的成就：庞杂，描述了日常的自我，回忆录式的具有自传性质，充满激情但暴露弱点，拥有压倒性的说服力，诗人的使命感得到了配称落地。在此，我再老生常谈一下，我说的70后诗人应该是在1970年至1976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包括我自己。这个界限似乎划得有点蛮不讲理，我承认它的有点蹊跷的困难程度。但在谈到长诗的时候，我认为一旦涉及到70后诗人，似乎困难的程度就陡然增大了，长期以来隐藏的问题终于浮出了水面：70后诗人有长诗吗？

    70后诗人的历史出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轻浮与策略性的，对身体感官的公然专注是前几代诗人所不及的，那么，70后诗人极有可能会被视为当代诗歌史中耍流氓的一个群体。历史感在70后诗人的精神谱系里面似乎并不存在，既定的生活则提前充斥了物质的属性，人们往往看到的70后诗人呈现出来的是具备技术和感官的双重美学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集成艳俗和波普风格的平面化的诗写其中的一条支流走向了身体意象的漩涡，当色情和庸俗生活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每一首诗完全可以被视作器物美学的滥觞。身体作为器物学里的一种特殊的材料，未曾始料的却是读者的狂热追捧和诗歌史的无情拒斥，这是中国当代诗学景观中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奇迹。当人们诟病70后诗人的身体性也即器物美学文本缺乏灵魂时，恰恰说明了70后诗人的诗写最具人性。（窃以为，对灵魂的严肃性的苛求必将获得恶意的诋毁。）现实如此吊诡，连70后诗人似乎也不曾觉察。在此插一句，正是“下半身”诗人沈浩波推动了集技术和感官的身体美学文本的流行崇拜：精神性第一次让位于肉体感，诗歌的广义消费主义时代来到了。和前几代诗人褒扬人性向善的积极一面相比，70后诗人的无所顾忌的赤裸性，恰是犀利洞察人性深渊中黑暗部分的精准起点。另一条支流则步入了反物质消费主义，比如孙磊、蒋浩、阿翔、广子等，他们的诗写因更深入精神性而更像在重新发现了60年代的部分学院派诗人，就像加缪在1958年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的谦卑表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重于担当和诘问，技术上是洁癖的，善于满足某个方面的读者的某种习惯；他们的诗缺乏娱乐基因，为诗歌辩护，却像极了奢侈品，他们在追求一种艾略特说过的那种“诗歌在尚未被理解之时就会传达自身意味。”阿翔突然有一天这样说，“一个诗人在写作生涯中没有自己的长诗，会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说，并不是借用长诗来证明自己的综合实力，实际上是不需要证明的。”阿翔其实一直没有说出口的是，抛弃了身体美学崇拜后的诗人，必然走向另一种文本崇拜：象征诗人综合实力的长诗，也就是说，只有长诗才能真正承担诗人的角色身份和自我表达的不二功能。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长诗的小径交叉处，消费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诗人们竟意外合流了。

    在我看来，长诗似乎不应仅仅以它的体积和长度来度量，但必要的体积和长度的确是衡量长诗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必讳言，我们对长诗的理解可能正是某种坦诚的曲解。问题就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来了，晚来的生活和迟到的历史向70后诗人提出了最严峻的问题——若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甚至里尔克和艾略特为标杆——长诗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的诗写不会再发生那种未经审视的关乎我们生死的事情了，诗歌只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活，但却脱离了崇高步入了粗俗。我说长诗是一种崇高风格，这使得我对我这篇仓促的随笔文章缺少信心。海伦·文德勒论及华莱士·史蒂文斯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崇高的生活是否可能。”史蒂文斯的回答在给理查德·艾伯哈特的信里，他说，“诗歌不是一种文学活动；它是生死攸关之事。”海伦·文德勒认为，“诗歌向史蒂文斯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能不带反讽地好好书写他的生活，他是否能在其中找到崇高，找到一点属人的宏美。”我能从史蒂文斯的话中听出来的意思是，任何涉及生死攸关之事难道不是晚期的召唤？70后诗人的出生注定了是一个缺乏崇高生活可能的事件，而且，还恰恰属于大话叙事的时代，谁敢说，这一代人没有大话崇拜的情结？毛泽东的晚期政治叙事应该是70后诗人的精神启蒙，70后诗人对世界的第一印象便是共产主义式的大话崇拜，导致了我们这一代人缺乏机智和反讽，相反却获得了刻骨铭心的自我贬抑。这一代人的青春期到来之后迅即烟消云散了，野蛮的消费主义充斥了我们的生活，一种几乎致命的悖论不请自来：是因袭一种强加于我们的诗写传统，还是遵循权变的解构革命？口语流只是一个短暂的插科打诨式的误会，70后诗人的心智混乱无一不在他们的书写文本中露出马脚。难怪阿翔心有不甘却又揶揄不止，“死抱着60年代的大腿不放”。

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还应该包括50年代出生的）有一种广袤的诗写格局，他们出手的长诗是像《〇档案》、《鹰的话语》和《饥饿之年》这样体量的巨无霸。长诗必然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崇高叙事的事物，对70后诗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到达晚期才得以唤醒诗人激情的问题。缺乏对长诗写作发自心底的敬畏是浅薄的，长诗的大而恢宏绝非观念、技术和结构的问题，而是书写中的不断怀疑和自我辩论的结果。对了，叶芝对现代诗下的定义就是“诗是和自我争辩。”

    我在更多时候情愿将长诗视作古典主义文学的必然，它们绝不是抒情诗，而是小说和戏剧——战争故事、流浪与冒险、神话与宗教、复仇与死亡——的综合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白鲸》《追忆水水年华》《战争与和平》，甚至《变形记》等等都是长诗，它们都关乎生死的严峻问题，着重其厚重的内容质量，属于诗人晚期的巨大呼唤。现代长诗存在一种定义的困难，诗人已经无法像古典诗人那样获得一种崇高风格，自波德莱尔始，诗歌步入了一种和传统对立的诗学范畴，诗的上下文关系是否定式的，用词朝向了丑陋不堪，句式则变得扭曲和怪诞，对现实的背离即对文本的背离，这种夸张的强度是被古典主义定义过的长诗不能容忍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似乎《荒原》也不能算是本源意义上的长诗文本。那么什么才是现代长诗呢？我觉得从波德莱尔开始就已经预言了，它应该是反小说性的，强化抒情的因素，它的去传统性按梦亦非的说法就是“建造反向的更高世界”，和歌德的“一切大胆之举都屈从于一种合规律的节制”的定义相反，它是刀疤脸。那么我说，作为一种晚期风格的长诗写作应该是70后诗人的一种文体意识的觉醒。至少，我在沈浩波、蒋浩、徐淳刚、朵渔和阿翔的诗篇里看到了某种有意为之的晦暗和不解、精确与荒诞。但是，这些最具长诗文体意识的诗人，他们的长诗仍然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抒写文本，和其他年代的诗人一样，他们的长诗显然经过了高超的技术处理，是技术流的，带着神秘的叙事和戏剧言说方式的痕迹，是经过加法的词句的同义累积，是组诗叠加的样子，自足的分段，一泻千里的抒情，是语言的狂欢而不能注入迷人的费解，风格的转换无疑是激烈昂扬的，效果也具备凶悍的攻击性，但唯独缺少了人和人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所耿耿于怀的人物的缺席，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唐璜、浮士德、哈姆雷特、埃哈伯等等，你是不会从70后诗人的文本书写里看到的。

    臧棣说，“用写长诗的能力来写短诗，是一种绝对的抱负。用写长诗的体力来写短诗，是一种神秘而有趣的偏爱。”但长诗建构诗歌史的秩序和等级，所以，长诗写作的虚妄动力来自进入诗歌史的壮阔雄心。不论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后诗人，西川、于坚、臧棣、余怒、伊沙、陈先发、梦亦非、沈浩波、徐淳刚为什么都异常重视他们的长诗文本，因为他们会在没有长诗的情况下感到不安，就像写短篇小说的小说家没有长篇小说一样焦虑，他们需要证明他们的综合实力而不是像阿翔扬言的那样“实际上是不需要证明的”。在他们看来，可能只有长诗才会满足三种阅读：他们自身的和来自读者的，特别是诗歌史的。长诗显然是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棘手问题，而且是难以归类的类型化问题，这个类型化就是针对标杆的反向写作的现实，梦亦非将之视为一种“新文体”。这个新文体”的界定目前来说是模糊不清的，有待梳理的。

    在我阅读过的有限的70后诗人的长诗中，大致归类出如下四个主要特征：

    其一、断裂的句群。古典主义长诗文本讲究叙事的完整性，和小说一样，要有讲究的开头，层次错落但逻辑合理的叙述，要有激动人心的高潮部分，更不缺乏一个完满的结尾。这中间你会看到想象的丛林、流失的时间，天量的形容词、副词和各种新奇的比喻，看到道德说教和一个诗人基本的书写逻辑——完整的句群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长诗；可现代长诗就不太讲究这些了，句子和句子之间并不依靠逻辑连接，却像是依着自己的性子无逻辑的联结，甚至完全不顾上下文关系，断裂的句群有时候看上去像一场语言灾难，致使整个诗篇让人难以理解，像余怒那样的具有实验的性质，不过波德莱尔说了，“不被理解，这是具有某种荣誉的。”作为波德莱尔的虔诚信徒，今天的诗人却在为伟大的长诗而写作，不被理解既化作了一种必要，往现实深处讲，具有某种荣誉更是一种可能的召唤。

    其二、异质相容。这说明现代长诗能够容忍凌乱、矛盾的材料溶于一炉以增加它的强度和锐度，就像梦亦非谈到我的《大盛魁词典》时说的那样，“在这部很长的文本里，我们仍然可以看现非常典型的后现代文本的特征：泛文类、形式的出位、传奇性、性、伪秘史、伪民间史、拼贴与互文、戏仿等等。……词语解释构成了行文的推进器，古诗、新诗、散文交杂，几乎难以发现严格意义上的诗行，在调侃与装矜之间，弥漫着民间商号的传奇史，那是一部伪装的民间史、也是一部关于蒙古的伪秘史。它什么都像，就是不像诗歌，但有趣的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格式塔的效果是：文本成为非常具备先锋效果的长诗。这种长诗实验，如今是没有了的。”

    其三、反英雄叙事。英雄叙事自《荷马史诗》始，终结于《尤利西斯》。毋庸讳言，现代长诗的反英雄传统来自乔伊斯，反英雄叙事的一个重要技术便是碎片化，庸俗化，关注日常事物，瞩目卑微的生活，和英雄叙事的宏大态度截然相反，甚至走向了自我玩味和猥琐。今天的诗人不会再写奥德赛，不会再写白鲸了，就像梦亦非歌咏般地写下了《苍凉归途》，沈浩波倾其之力写下了转型之作《蝴蝶》，徐淳刚信心满满地写下了《南寨》，却是乔伊斯式的反英雄叙事的传统。这不是诺瓦利斯在赞扬意义上说的那种“有意为之的偶然产品”，恰恰相反，是有意为之的必然产品。和普通人不同，诗人们将俗世的日常事物揽入诗歌的怀中，但那却是臧棣批判过的，“日常事物常常是在诗的尽头才出现的。日常事物对诗来说常常是神秘的。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熟悉，并不能取代日常事物给诗带来的那种神秘的含义。”

    其四、抒情性。现代长诗的技术不再倚仗单一的叙事手段，和传统长诗的散文化修辞相比，抒情变成了主要的修辞风格。这种抒情仍然继承了波德莱尔和兰波，让文本变得不再清晰和透明，模糊和晦暗反倒呈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用词基本采取了反向的态度，反讽或激烈；线性的叙事和故事功能位居其次，或穿插于大段抒情的句群间；秃头句，强烈的现场感，热衷于箴言和奇崛的句子。作为实例，可参考观察阿翔的实验诗剧《反教育》。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70后诗人确曾毫不犹豫的写下了他们的重要长诗，局部的傲慢是他们存在的明证，叙事里的事物在消失，这是突然失去青春期之后的焦虑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对抗庸常生活的冷静深思的结果，挽歌式的，一种个人的晚期的风格。但我仍然无法掩饰我对现代长诗的不喜欢态度，虽然我不能吝啬我对70后诗人写作长诗的敬意。我想说的是，现代长诗以其刀疤脸缺陷企图挣得读者是缺乏诚意的，不可否认，70后诗人在短诗里清理过的语言尸体在长诗里又复活了，作为现代诗的读者是缺乏阅读长诗传统的，在作者的耐力和读者的耐心之间，文本显得肤浅了，人心变得浮躁了，包括我亦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那种“毫无倦意的阅读”几乎是不存在的。长诗硕大的体量无法让任何一个参与者安静下来，反而更具危险的挑衅性。这种危险便是莎士比亚说过的，“大火可以扑灭小火”，在这里的意思是，短诗可能被长诗压制，大谎言可以吃掉小谎言。

 
                                                           2011-10-19 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