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儒文化塑造了一个非常平庸的民族
黎 鸣
通过对老子《道德经》的“人学”的深刻的研究，我愈来愈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事情，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站在了宇宙的最巅峰俯视全宇宙、全银河系、全太阳系、全地球系、全世界。但是，我却还可以告诉我所有亲爱的同胞们，通过对孔丘儒学的深深地研究，我得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作为一个孔儒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人，却是多么地不幸，人们不仅丧失了上面所述站在宇宙之巅的伟大的感觉，甚至还更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灵魂的自尊。说白了，让人感到自己其实与禽兽相差无几。
仅仅以孔儒的“孝悌”就能够拉开中国人与动物的距离吗？即使猛兽蛇蝎也会有对子女的爱护和对父母的依恋呀，为什么中国人竟然把自己的作为人的最高的探知宇宙奥秘的精神、智慧全然抛弃了呢？如此的孔儒，真是人类中的“大误”呀，误己误人误子孙，至今还在不断地继续“大误”下去呀。何止是“大误”，简直是“大害”呀！这样的中国人还能有希望吗？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尊孔学儒”的有害意识确实应该尽快地从中国消失，这才是中国人和中国能够真正崛起的先决条件，除此之外，一切免谈，一切都只能是空想。
在中国人的孔儒“文化”的“天下”，人们能够感受到的至多不过是一个具有“人形”的蚂蚁或蜜蜂所能感受到的，中国人永远都只能在周公、孔丘所制定、维护的“礼乐”制度的“蚂蚁窝”、“蜜蜂窝”中生活，除了一点一点地活着和死去，其实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称作是精神向往和希望的东西了：没有自然真理的信仰，没有社会规律的知识，更没有超越的逻辑创新的精神的追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就只能从卑微的血统中出生，然后却带着固执于血统论的大同世界的乡愿，梦想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地死去。
当中国人死前回过头来反思自己一生的那一刹那，他们决不可能会有理由认为自己比动物更高尚，或许有可能还会感到比它们更卑鄙，因为至少动物们决不会有中国人那么多的儒—奴性啦！这是因为，孔儒的儒性，确确实实正就是只有中国人才可能会有的一种特别的奴性呀。这种奴性的特称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一生所能够拥有的人生价值的全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中国人不会有神学、哲学、科学、科技，甚至不会有涉及灵魂的艺术，总之，中国人绝对地缺乏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最起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则是具备的，不仅具备，而且还具备得最充分、最彻底、最全息，但是对于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来说，却是绝对地不具备！
对于孔丘及其儒家的所有《经典》，我不敢说全都已精读，但是我敢说，我最起码精读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例如所谓的《四书》。它的“精神”，如果说它还能够会有“精神”的话，或许更应该是指孔儒对于中国历史最特别的“贡献”，我自信我已深深地领会到了，更应该说是抓住了，实质上是“没有贡献”，只有伤害。
正是因此，对于孔丘的儒家、儒学、儒教的本质特征我作出了个人独有的发现，并以如下的三个“六”论的形式来进行归纳：
第一个“六”论在“言”：天命论、血统论、宗法论、人治论、极权论、专制论；
第二个“六”论在“行”：一天（命）、二隐（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三讳（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五常（天地君亲师）；
第三个“六”论在“果”：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
如果最后还准备给孔丘及其儒家来一个“主义”命名的话，那么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礼乐的经验主义”。在哲学的意义上，它是最庸俗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总之最庸俗的“唯物主义”。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就是按照上述的三个“六”论的内容，也即“礼乐的经验主义”，或最庸俗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长期以来深刻地塑造了一代一代中国人的意识，特别是塑化了他们全体的灵魂。
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我有了今天文章的标题：孔儒文化塑造了一个非常平庸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传统的中国人。平庸的民族，平庸的中国人，平庸在哪里？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即平庸在中国人的原本能思维的脑袋全都被孔儒“礼乐的经验主义”逐渐地平庸化了，人们的脑袋实际上等于空长了，跟普通的动物比，也几乎不相上下，难见高低。
人类文化的重要性，本就应在人类言、行、思水平的不断地进化性，老子认为，真正有文化的人类，必须懂得什么是言说之“道”，什么是行为之“宝”（宝与保同音），什么是思维之“德”。简言之，即人类生存在世界上，尤其生活在人群的社会之中，至少必须让自己拥有最起码的“道德”，而在有了“道”和“德”之后，“宝”也就已经在其中了。换言之，老子的《道德经》，实即人类言、行、思，尤其思维能力不断进化的“文化经”。
在老子看来，天地人，人在天地之上，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义是指，人的内涵最高，人蕴涵地，地蕴涵天，天蕴涵道，道蕴涵自然。自然是宇宙之始，同时也是人类刚刚出生时的开始。它的最深远的过去，即是“玄同”。什么是“玄同”？具体到人类自身的问题上来看时，“玄同”即人与人之间的“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道德经》第５６章）说白了，即不分亲疏，不分利害，不分贵贱，很显然，这其实就是人类远古最初开始之时的“人人平等”。
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人类能够真实地站到宇宙巅峰高度的过程中的第一步，然后是天法道，地法天，人法地，最后人类站到了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系的精神高地，终于可以俯视它们中所有的一切。正是这样，老子的学说始终都是高扬人、赞美人、升华人，最后是高尚人、和谐人、自由人的伟大的学说。
然而，与此完全相反，孔丘的“礼乐的经验主义”是最庸俗的“唯物主义”，它却让人从小在家里向父母下跪开始，然后在家族里向所有的长辈下跪，然后在朝廷向皇帝下跪，然后在天下向长官下跪，总之，最终让中国人永远向天、地、君、亲、师下跪；然而在宇宙中、在太阳系、在地球系的精神高地，却根本就看不到丝毫中国人的影子，而惟一只看到了在地面上不断地向一切存在物和不存在物——佛祖、菩萨、罗汉、神仙、鬼怪、等等所有偶像磕头下跪的可怜、可悲、可鄙的中国人。然而在中国人肉体下跪的同时，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也在不断地下跪，习惯于下跪的中国人的“腰”基本上一辈子都不可能再直起来了，除非他突然当上了高官，发了大财，奴隶一变而成为了主人，这时候他所需要的也只不过是其他人们的给他下跪，即使在今天，虽然下跪已经成为了往事，但是下跪的意识却仍旧在支配着中国人内在的心灵，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永远都难以根绝的“儒—奴性”。
尊孔的中国人，确实是一群习惯于“下跪”、习惯于表现“儒—奴性”的人们，这样的人们在无论什么领域，都将只能表现出平庸、无能、被动。即使从“好”的方面看，也不过是非常“顺从”，然而其实也只是表面；实质则是孔儒（儒—奴性）的根深蒂固的极端庸俗的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而它们的核心，则是孔丘的永远不变的“礼乐的经验主义”。这些“主义”虽然用词各有所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全都是属于丧失了先验性真理和超验性理想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用中国人最土的话来说，即是“有奶便是娘”（主义）、“有权便是爷”（主义）、“有钱便是爹”（主义）。政治上则是“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有权就是有了一切”。
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由孔儒的所谓“文化”塑造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平庸的民族——中国人。我很痛心，孔儒的文化传统确实是一个极坏的“文化传统”，我愈是认识到这一点，我就愈是为我们的“中华民族”感到“冤”，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再“冤”，也是中国人自己自找的呀！谁让中国人拼命地去坚持这么一个丧天害理的“坏文化”呢？极少数的统治者能有这能耐吗？关键还在中国人自己呀！（20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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