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
（意大利）卡尔维诺
我停下来打量他们。
他们在干活，晚上，在一条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
这是一块很重的门板：他们正用一个铁门闩当杠杆，但是门板就是一动不动。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像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这事儿颇费了我们一点时间，大家都浑身是汗，但最后我们把门板支到足够一个人从下面钻进去的高度了。我们互相看看，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们让我提着一个口袋，其他人把东西拿过来放进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吗？"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我很仔细地听着，有点害怕。"不，不，不是他们！"我说。
"那些家伙总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出现的时候到来！"其中一个人说。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行了。"我回答说。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慢朝我移过来。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嘘了一声。
"我在看看。"我解释说，同时在墙边蹲了下来。
"如果我们能不知不觉地包围他们，"另一个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捉了。他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一阵一阵地移动，踮着脚，屏着气：每隔几秒钟，我们就交换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们现在逃不掉了。"我说。
"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捉拿他们了。"有人说。
"是时候了。"我说。
"不要脸的混蛋们，这样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复，愤怒地。
他们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里。
"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包东西从肩上甩过来。
"快，"另外有人说："让我们从后面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们的嘴上都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一定会倍感痛心的。"我说。于是我们潜入商店后面。
"我们再次愚弄了那帮白痴！"他们说。但是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站住，谁在那儿？"灯也亮了。我们在一个什么东西后面蹲下来，脸色苍白，相互抓着手。另外那些人进入了后面房间，没看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冲出去，发疯也似的逃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大叫。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条窄巷里奔跑，追赶他们。"这边跑，从那里包抄。"我们叫着，另外那群人现在离得不远了，因此我们喊："快快，他们跑不了啦。"
我设法追上他们中的一个。他说："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我就和他一起跑。过了一会，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了，在一条弄堂里。有人从街角那里跑过来，说："快，这边，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跑不远的。"我跟他跑了一阵。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毛尖译）
读卡尔维诺短篇小说《孤独》
卡尔维诺：一些例子，几点体会，事关后现代主义
文/罗立军
一、
卡尔维诺让我疯狂。
二、
也许《烟云》和《阿根廷蚂蚁》并不是卡尔维诺最著名的小说，但是整个图书馆我只能找到这么一本卡尔维诺的小说集。不管是《烟云》还是《阿根廷蚂蚁》，卡尔维诺写的都不激烈，从头到尾卡尔维诺的叙述都是十分从容和淡定的，即使写的是环境污染和蚂蚁入侵。我觉得有些虚幻。
这并不是针对内容，而是卡尔维诺营造的小说氛围。卡尔维诺否认《阿根廷蚂蚁》是卡夫卡式的梦幻小说，他坚称那是他写得最现实主义的小说之一。他对《烟云》应该持着相同的态度。
但是这两篇小说并没有让我为之疯狂，比起几个月前看到的微型小说《孤独》来，这两篇小说都没有给我任何震撼。让我兴奋的是另一些东西。比如：
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还有，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５日生于古巴，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１９４７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往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１５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１９８５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那般复杂精致。
正是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卡尔维诺充满了魅力，而我第一次读到便爱上了其中的一句话。我想重复一遍：“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我并不认为卡尔维诺在此对自己从事文学表达了一种悲观，恰恰相反，他表现得无比坚定。他宁可得不到自己所热爱的家庭的尊重，也要从事文学，为此他不得不声称自己是败类。但他却是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这一点我无比赞同。我所无法释怀的是，我还不够幸运，至今无法读到卡尔维诺的其他作品，无法以一种更全面的姿态欣赏大师的风采，这无疑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对大师表达的一种敬意，同时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我希望这种折磨不要再重复出现。
三、
举个例子。卡尔维诺的《黑羊》、《孤独》和《呼喊特丽莎的人》这三篇里，与卡夫卡一样，同样是把眼前的现实世界异化了，所不同的是，卡夫卡作品里个人内心的挣扎似乎显得更加强烈和狂乱，绝望表现的更加深刻和锋利。我用“锋利”这个词，是因为乖张的命运在卡夫卡的笔下被描述成了一把刀，是刀不是剑，它更粗砺和霸道，横砍竖切地把现实剁的血淋淋。卡夫卡在某些人眼里是个疯子。
卡尔维诺要温和得多。
在《孤独》中，他的语调不带任何感情，场景的出现和结束也没有任何的原因。也许他喜欢当一个电影剪辑员，把自己钟爱的某个场景偷偷剪辑下来，藏在口袋里带回家。如果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完全有可能，也许他会把它写进自己的小说。也许他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现实常常令人乏味。不过也说不定，上帝有时候也会开一下玩笑。可能是卡尔维诺幻想自己成了一个电影剪辑员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某一天，当他路过某一家店铺，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看见人们正在看一则新闻。一伙窃贼正要撬开一户人家的房门入室行窃，不幸被晚上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们之间于是展开了一场追逐。事件的结果一般会有两种可能，第一，小偷成功逃脱，第二，警察神勇，贼人悉数被捕。也或许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卡尔维诺正好在场，他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之后，灵光一闪，发现作为局外人的自己，不可避免地游离在了整个事件之外。这个事件被卡尔维诺无限放大，成了这个世界的象征，或者指代物，在这个庞大的事件中，主角是那伙窃贼以及追赶的警察，卡尔维诺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了。
在郁达夫早期的小说中，作者常常表现的是一个世界的零余者的悲哀，卡尔维诺在那一刻也许感受到了整个世界似乎已经将他抛弃，人们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都是那场追逐，他这个用笔说话的人根本无足轻重。卡尔维诺站在街头，终于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孤独。孤独，是的，正是孤独。如果这个场景在卡尔维诺写就《孤独》这篇经典小说之前，的确曾经出现，如果以上我所叙述的这一切真的曾经幸运地发生过，那么接下来的卡尔维诺一定会欣喜若狂地飞奔回到他的住处，奋笔疾书，让这一道美好而绚烂的灵光更加耀眼。
也许你会说，事件很简单呀，这种事情每天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还成了经典？是啊，事情很平常，人们或许只是在津津乐道一阵之后，继续忙碌生活，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有一个人正莫名其妙地在街道上兴奋地狂奔。灵感的闪现带给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作家的，绝不仅仅是一束温暖的阳光，而是石破天惊。卡尔维诺比谁都清楚，平铺直叙只会让《孤独》沦为末流小说，永远无法登上大雅之堂、奢望经典。也许卡尔维诺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为《孤独》争取什么崇高的地位，他只是坚守了一个作家本身的职责，所以《孤独》才会在他的笔下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我想，卡尔维诺一定是在飞奔的途中，寻找到小说的切入口的。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的狂奔，使得刚才的那场追逐在他的脑海里变得更加牢固，甚至深入了思想，所以在《孤独》中，卡尔维诺让主人公“我”出场时，第一眼就看见有人“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在这里卡尔维诺试图让自己加入到整个事件当中，并且这么做了，卡尔维诺让“我”成了那群窃贼中的一员。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在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象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
“我”的加入没有任何原因的交代，只是因为有人要撬开店门，看到他们费力的样子，所以上前帮了一把。卡尔维诺在这里耍了一个把戏，让那伙窃贼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把他看成了自己人。卡尔维诺在这一刻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他让“我”融入了某个集体，这个集体就是恶。之后小偷们撬开了门，他们扔了个袋子给“我”，然后不停地在往里面装东西，“我”并没有拒绝反而积极配合他们。
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这一刻所有的一切、所有人物的行为动作的表现都是荒诞的，所以警察的出现也就不需要任何的预兆了。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慢朝我移过来。
我想，卡尔维诺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忍不住笑起来了，因为他随后又把之前玩过的把戏玩了一遍，这次看起来更加有趣，很少有玩笑开第二次还那么有趣的。这一次卡尔维诺让“我”变成了警察中的一员。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嘘了一声。
那群追捕的警察表现出了与窃贼同样的行为，把“我”看成了自己人。“我”也没有解释没有反对，而是兢兢业业地和警察们一起，干起了追捕的活。此刻，卡尔维诺又动了动他那只上帝的手，让“我”融入了另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就是善。这之后，卡尔维诺让“我”几次变换了身份，一会儿“我”和警察一起跑动，追捕寻找那伙窃贼，一会儿“我”又成了小偷，开始和小偷们一起表现紧张一起逃跑。
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
“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
卡尔维诺这种数次让“我”融入不同的集体、之后又把“我”抛弃的行为，与卡夫卡在《城堡》中的表现相类似。在《城堡》中，卡夫卡让土地测量员K扮演的同样是一个局外人的角色，而城堡代表的是政治权利的中心，也可以异化为整个世界。城堡当局数次让K象征性的成为城堡里的人，却又让他无法真正意义上地达到，实际上等同于将K抛弃了。卡夫卡在叙述K费劲心思、一心想要进入城堡的过程当中，所写下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焦躁不安，还有K这个人物本身的急切。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卡尔维诺的叙述要更加平静。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我”最终仍然是孤身一人，不管是善还是恶都无法真正融入、都与“我”无关，“我”不属于任何东西，包括这个世界。我真正成了一个零余者。在这里，卡尔维诺为事件提供了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孤独，而“我”所感受到的孤独，又被卡尔维诺用一句轻描淡写的叙述所掩盖了。关于孤独这一点，我曾与班上的一位同学讨论过，那是在一节现当代文学课上，我们坐在阶梯教室最右边的倒数第二张桌子上。当时那位同学认为，这篇小说写的就是孤独，于是我反问道，那么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会感受到孤独呢。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其实这一切，卡尔维诺都曾在《美国讲稿》中说过，他说：“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
在《孤独》这篇小说中，孤独正是卡尔维诺所说的用来表现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度，另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用孤独来看待这个世界呢，我想，这才是作者想要引起我们思考的地方，小说真正的意义所在。而卡尔维诺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一定是为自己预感到了这个世界荒谬的实质，而对自己的清醒伤感不已。
四、
最后说一点，在提到传承时，这位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曾经不无伤感地这样说：“我的家族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人尊敬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科学研究的一种家族传承，经历了几代人的延续之后，在卡尔维诺身上出现了断裂。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与传承相违背的道路。为此，卡尔维诺不得不遭受某些来自最亲切的人的指责和批评。他在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的同时，也清晰地预感到自己剩下的唯一陪伴就是文学。而这个唯一却给了他所有。
这一切正如他的奥地利同行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样一种无所归属的孤独感，被他深深地埋在心里。公司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谦和的人，没有人了解他内心极度的执拗。除了文学。这同样是卡夫卡的唯一。
每一位大师在成为后继者精神的雕像之前，这种“唯一”的孤独感总是时时刻刻氤氲在他们的思想周围，正如清晨冰冷的河面上，久久无法散去的浓雾。它们在遮蔽所有窥视者眼睛的同时，也很好地隐藏了那些思想之河无所顾忌的奔流。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无足轻重，《城堡》《审判》等几部最重要的作品也是直到死后才得以发表。然而后来的整个现代主义，却无一不是匍匐在他的脚下前行，奉他为开山鼻祖。而卡尔维诺，这个在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和电影的孩子呢？
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后现代派大师约翰·巴斯就曾经沮丧不已地写下了《枯竭的文学》，悲哀地宣称“纯文学已经死亡”。但是十三年后，也就是１９８０年，当他看到卡尔维诺，当他阅读到这位曾隐居巴黎十五年之久的意大利人，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时，这位悲伤的老人终于忍不住重新激动起来，提笔写下了《填补的文学》。在《填补的文学》里，巴斯毫不吝惜地称赞了卡尔维诺，认定纯文学的道路也许会从卡尔维诺身上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一种精神的伟大在于，它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并为其指明前进的道路。
这种指明是决定性的，是一种生与死之间最微妙的转折。它可以只是叹息一样的段落，却蕴涵着无限的深意。这种深意从卡尔维诺１９４７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开始，就被他寄托在致力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的努力当中，文学的另一片天地由此豁然开朗了，剩下的就是后来者的脚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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