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访谈||胡弦vs康宁：粒粒细沙，替庞大之物打磨着灵魂
胡弦，1966年生，现居南京。出版诗集《阵雨》、散文集《菜蔬小语》等。获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诗刊》《十月》年度诗歌奖等。
康宁，1970年生于屈原故里湖北秭归。诗歌散见于《诗选刊》《诗歌月刊》《中国诗歌》《海外诗刊》等刊。
我想每个人也跟我一样不甘平凡
我想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我的理想
我想有一天能够跟我的老板
亲切的交谈聊聊我梦想说一说我的信仰
(可以吗？可以吧)
能想就能干敢想就敢当作社会栋梁
让自己发热为前途发光做模范榜样
要扶摇直上要一直幻想想想也紧张
这就是现在想要的理想
我想有一天能够跟朋友抢著结帐
(我来我来)
我想每个人也能看到我身活美满
我想对所有人说我今天很忙
明天会更忙天天都赶场没白活一场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下蛋的鸡我是李想
访谈：粒粒细沙，替庞大之物打磨着灵魂
胡弦康宁
康宁：胡弦兄好！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的访谈。这些时日做你的访谈功课，读你的诗和与你相关的其他文字，很受益。你的诗总体来说有如小令，美得眩晕，却又不缺内在力量，我觉得你有江南才子的素养和悲怜万物的情怀。那么，请你谈谈你创作历程和诗风的形成好吗？
胡弦：康宁兄好！感谢阅读。但我的诗总体来说应该并不像小令。你读读我的《夹在书里的一片树叶》《九宫山》或我的长诗，就不会有这样的印象。总的来说，我的诗比小令的感觉要重一些。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诗，时断时续，大约十年后，才把写诗当做一个重要的事来做。真正有时间写和思考，是来南京后的这十年，我停掉了其他写作，专事诗歌。但我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形成某种诗风。其实，诗风一直是我在抗拒的东西。
康宁：“胡弦的诗，常常流露出一种微妙又复杂的痛苦体验。”（灯灯语）“胡弦的诗虽多写日常生活平常的意象，却有入骨的揭示与独有的感受，凸现的是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韩作荣语）我赞同他们的说法，我相信你的这种“痛苦体验”贯穿于你写作时的身体，继而流淌到你完成的文字中，甚至还在文字中流淌。可以描述这种“痛苦体验”吗？
胡弦：这种诗歌中的“痛苦体验”，我宁愿把它理解为一种情感。即便对于写作者自己的心灵，它也是神秘的，并因长久的存在和折磨而变得纯粹。它可能并没有旁观者看到的那么痛苦，因为我熟知在它深处包含的平静和安详，以及从不寻求慰藉的倔强。它其实是个人与自然、社会的无法祛除的有力联系。
康宁：看了你与梁雪波的对话《诗人的写作与生活》，这是一个高质量的访谈。你在这个访谈中说到你的第一个写作段落是“以黄河故道风物为题材进行写作”。“黄河故道”这词一出现就让我想象不已，能描述一下这个写作背景和你在这个背景下的写作吗？
胡弦：清朝时，黄河改道从山东入海，在苏北留下了数十里宽几百里长的故道，过去洪水奔流的地方，后来变成了田园。我出生的村子就在故道上，青年时代，我曾徒步考察过它，它带给我的，是时而奔腾呼啸时而又荒凉漫长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就是你的生命。它对我写作的启示是：长也是短，历史也是有局限的，写作，是想试试在历史之外可否有所发现。故道，正说明了某种事物的缺席，而大地的无为才是永恒。我那时总想从逝去的洪流中获取写作的气韵，后来才悟到，处理那种骄傲的力量，稍一不慎，就会成为写作的污点。
康宁：“胡弦放弃了交通工具，每天步行去单位上班，看似慢和浪费，却是诗人观察、思考的途径之一。”（刘畅语）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妙的事，一个人走，会闪现许多关键词。你在这种过程中有怎样的捕捉？
胡弦：选择步行，只是对心境的培养：能慢的就慢一点。诗不一定在步行中产生，但大都来自慢一点的心境。不过，用“慢”这个词还是有点简单化，因为诗人的精神世界，大都是无名或鲜为人知的。即便在评论或观察者那里，也常常体现为一种主观叙事。
康宁：你说：“诗歌写作当然是个人的事业，但个人事业与时代和大众保持距离并不矛盾，这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你用到“事业”这个词，而不是“事”，这让大家看到了担当。在现时代，诗人与诗歌该有怎样的担当呢？
胡弦：是的，我觉得一个纯粹的诗人，不管是什么职业或在做着什么，这都只能叫事。其内心深处，写诗才可以称为事业。所谓担当就是，诗人应当直面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精神，挖掘并整理它们，而不是交给其他人来处理。
康宁：看了你七月刚刚贴出的一组《藏地行》，能在诗中读到藏地的别样之美。你的诗有许多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完成的，能否以藏地行为例，谈谈你的行走和行走于你写作的意义？
胡弦：我去西藏，是组织一个诗学研讨活动，期间除了坐在室内讨论，还有两日出行，去看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纳木错湖。我因事务缠身，对这几处风景均无感觉。会议结束，客人散去，我又耽留了几天，有一天车子正在冈底斯山上奔驰，我心里忽然冒出两句：“白云飞往日喀则/大水流向孟加拉。”也就是你看到的我那组诗的头两句，我心里忽然亮了，意识到我已彻底放松下来，也许可以写出一些诗来。所以，山水风物与人的交流，实在是一种缘分，无缘之时，再怎么努力也会当面错过。行走，对中国诗人来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只要读读伟大先贤的山水诗就可以知道。万千峰峦，其实就是要来做你胸中丘壑的。现在，虽然出行总是容易景点化，但只要留心，你眼中的世界，就不会总是这些现代的东西——它仍是某种超验之物。
康宁：印象中读过你的一个叫《拈花寺》的小册子，特干净的白。“木柱是又高又细的傻子，/而大悲伤，是藏在曲子深处的暗坑。/——风吹过猛虎扭伤的踝骨。”读你的《拈花寺》，真的陷到了一个“暗坑”之中，我在这个“暗坑”中想到拿这个“暗坑”来做这次访谈的标题。“对风物的体察，不再是一种体验生命的方式，它也不可能再受到传统的人文观念的奥援。但是，在读过胡弦的《拈花寺》后，我不得不修正我的看法了。”（臧棣语）我觉得任何解读与剖析都是诗歌的敌人，但我还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把大悲伤藏到这个“暗坑”中去的。
胡弦：像前面所说的痛苦体验一样，这个大悲伤，更像穷途末路的安详。罗汉伏虎，枭雄皈依，许多寺庙中，都收留过心灵上的伤者。但这里的确不是他们的巢穴，也不存在屈服，因为屈服是可鄙的。在这样的地方，酒和梅花，与风云诡秘的尘世一样，都是致命的。
康宁：“为光线装上关节”、“当脱下的衣服挂到架子上，里面/一个瘪下去的空间，迅速/虚脱于自己的空无中”、“光线腐烂后，另外的知觉从内部/将它撑满”……当你把这些陡峭的词句化解在你的诗中时，或者说这些陡峭的词句在你的诗中安全着陆时，你是否会有完成之后的瘫软？能谈谈你完成一首诗后的感受吗？
胡弦：当一个好的意象完成的时候，人极愉快，同时，也会有被掏空了的疲倦感。
康宁：“胡弦的诗歌是富有心智的，他的质疑目光开始搜寻那些躲在暗处、却貌似明亮的我们生活中的事物和道具。”（梁小斌语）我们注意到，梁小斌用了“心智”和“质疑”两个词，这两个词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特别重要，它们是平庸的本质区别。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词？
胡弦：也许另两个词更准确些：“辨认”与“命名”，建立在心智基础上的质疑，其实是为了辨认和命名。我以前曾说过：“要发现被忽视的视角，精确地捕捉到物象，并触及其中蕴藏的精神实质，写出无法归类的东西。”我的写作，有时会被贴上智性的标签，其实，我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感觉主义者。
康宁：读你的《劈柴》是在《2011年中国诗歌精选》这本书中，特别喜欢。我觉得《劈柴》这首诗有别于你的其他诗作，这不仅是短歌与长调的区别，更在于难度的自我提升。说到这里，我想到“分水岭”这个词，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必然有一个或多个分水岭。《劈柴》对你个人写作来说，有分水岭的意义么？
胡弦：大概没有。《劈柴》是我写长诗《雪》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个作品。它原是《雪》的一部分，后来我觉得，它在在场感和叙述性上都有些过分，就把它拿出来单独处理，扩写了一下，成了《劈柴》。
康宁：我知道，让一个诗人在他自己的诗作中选一首他最为得意的诗是不道德的。但我还是不禁要问一下，如果你在自己作品中选一首你最为得意的，你会选哪首？为什么？
胡弦：短诗中，《夹在书里的一片树叶》我自己比较喜欢。它来自于一首同名小诗的重写，写作中，我好像重新找到了这首诗该有的躯体，或者说，我像抢救一个神经上部分失去知觉的躯体，成功地使它康复，所有的东西都活了过来。
原载《朔方》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