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诗】十面埋伏：东荡子《喧嚣为何停止》
世 宾：诗人的写作溢出了我们的审美习惯
西 渡：召唤神圣事物的语言
敬文东：有意识突出了“静”，并获取特殊的诗学效果
向卫国：创设一种当代“拟经体”诗歌
喧嚣为何停止
东荡子
喧嚣为何停止，听不见异样的声音
冬天不来，雪花照样堆积，一层一层
山水无痕，万物寂静
该不是圣者已诞生
2008.7.16九雨楼
东荡子简介：
原名吴波。1964年生于湖南木匠世家。曾先后进修于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增城日报》主编。2006年获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著有诗歌集《王冠》、《阿斯加》、《不爱之间》、《九地集》、《如此固执地爱着》（合著）。2013年因病辞世。
世宾：诗人的写作溢出了我们的审美习惯
东荡子2008年之后的诗歌写作对于当代诗歌潮流来说是一种异质存在，也就是他从现实的反抗和英雄主义里抽身出来，专注于生命的状态——一种宽阔的、没有障碍的、消除了黑暗的生命状态——和文化可能的建构——建构一种超越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文化现实的，在文化想象的维度上展开的生命可能。东荡子的写作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肯定，是因为他的诗歌超过了我们当下的文化所关照的，以及被诗歌接受习惯所限制。诗歌从接受的角度是被时代的文化、风尚、习俗、社会心理甚至社会情绪所判断，而诗是有超越这一切在更高的文化可能上建构一个世界的冲动。东荡子的写作溢出了我们新诗百年写作和审美习惯对现实的依恋和审美定位。因此，他的孤独和被冷漠也就变得像命运一样不得不独自承受。
“喧嚣为何停止，听不到异样的声音”，一个对现代诗歌颇有体悟的朋友问我：“在现代生活，怎样能没有异样的声音？”是的，现代的生活无处不在充满了破碎的、撕裂的、疼痛的、黑暗的声音，但当一个生命到达一个超越现实的高度——譬如里尔克的天使的高度，或者中国文化中圣者的高度，或者佛家的菩萨的高度——一个超越性的世界打开之后，异样的声音就可能消失。在诗歌的历史中，是有一个建构超越性世界的传统的——那就是诗的写作（参考海德格尔对诗的定义）。东荡子已经体验到作为肉身的生命也能抵达这样的高度，因此他的诗写便不计后果向这个维度追寻过去。
我们当下的现实文化和诗歌接受能力是羸弱的、扭曲的和贫乏的，诗歌具有建构想象文化的责任，并且期待读者在接受能力方面的提升。
在这首诗中，东荡子呈现了汉语现代诗歌在语言质感上的丰润、节制，和必朽的生命所能抵达的高度，他事实上是在想象文化的维度上为诗写提供了一种可能。他的精妙之处和超出他人之处，在于他“听不到异样的声音”修辞底下，隐藏着告诉我们“异样”的存在，以及超越的可能，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消除和无视。这就使他的高蹈诗歌建立在复杂性的现实体验上。
西渡：召唤神圣事物的语言
诗人曾经是巫，是先知，是预言家，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诗人的这些身份自人类走上理性主义道路以来，依次被剥夺，这是理性对整体的人的剥夺，然而也是诗人的自我剥夺。诗人自己也站到了理性主义一边或者理性主义所导演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一边，把自己的身份限定为某种特殊的语言产品的提供者，其功能是满足人们对于性质暧昧的“美”的消费需求。诗人们坦然承认自己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无差别，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相当次要的环节，因为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目前已经跌到了最低点。然而，这种处境却并没有促使诗人反思其工作的性质。然而，一位相当边缘的诗人却一直试图重新界定诗人的工作性质。他虽然谦称自己为手艺人，还说自己的写作是读者的写作。但这个手艺人并不旨在为人们提供某种有用的产品，而是立意修补人性的漏洞，这个读者并不甘俯伏在诗人的名号之下，而是要“进入到诗歌的出现”“呼吸在光明中”。这个诗人就是东荡子。
“进入到诗歌的出现”，也就是要放弃诗人的作者身份，把自己变作一个接受者，从某个更高的存在那里迎候诗歌的到来。如此，东荡子恢复了诗人作为人神中介的身份，恢复了诗人/语言召唤神圣事物的功能。眼前这首四行的短诗就是这样一首召唤的诗。“喧嚣为何停止，听不见异样的声音”：身外的喧嚣从来没有停止，而且日甚一日，所以诗人所说并非外部的喧嚣，而是指摒除杂念，敛息静心，让心灵进入接受神圣事物的状态。“冬天不来，雪花照样堆积，一层一层”：这一行说的也是一种内心状态，冬天还远，但内心已堆积层层雪花。为什么要让内心进入冬天？因为圣者是在冬天诞生的，是为冬天而来的。“山水无痕，万物寂静”：万事具备，东风已动。“该不是圣者已诞生”：被召唤者倏忽莅临，电光石火间，世界已经改变。显然，这首诗的语言与我们在当代诗歌中经常遇到的描述的、叙述的、抒情的语言，以及偶尔遇到思考的语言都不同。它是神说的语言，“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圣者，圣者就诞生了。那么，圣者真的诞生了吗？实际上，当我们专注于这首诗的时候，圣者就诞生了。也许世上从来不缺乏圣者，只是我们失去了召唤他的语言。现在，诗人把这神圣语言重新交到了我们手上。
敬文东：有意识突出了“静”，并获取特殊的诗学效果
孔子的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差不多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动静辩证法，并为静的德性伦理地位一锤定音，以至于引起了钱穆先生的抱怨：中国古人只理解静穆之美，无法理解动荡之美。因此，“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被认作诗的至高境界，就是很容易想见的事情。但静之美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所述的局面并不完全等同。华氏认为，诗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一种境界，不是一种情感或情感的发生方式，甚至不单单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它具有本体论的性质。
不能说东荡子对静的本体论地位有多么精深的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静的体悟也许更多地来自于血缘，来自于汉语的根部。《喧嚣为何停止》未必是刻意之作，但它将静有意识地突出出来，并获取了特殊的诗学效果，却是可以私心默察的。尤其是在一个“竞于力”（韩非语）的动荡之世，静原本是奢侈之物，与静相对应的“圣者”，更是高不可及的果位。就是在诗有意获取的效果与现实之嘈杂的张力和冲突中，《喧嚣为何停止》获得了批判的力量。从表面上看，这种力量始于静，并且终于静，但掩藏在静之下的，是冲突与张力，而一种能够被掩藏的张力与冲突该是多么美好，一种诗学上的美好，一种诗学上的不着痕迹的风度。“该不是圣者已诞生”中那个“该不是”，正是这种美好与风度的上佳造型：游弋、些微的含混、意欲肯定而不得的少许摇摆，把张力和冲突造就的结局，给轻松自如地表达了出来。
向卫国：创设一种当代“拟经体”诗歌
多年来，对于如何读东荡子的诗，我完全没有把握。原因就在于他的诗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参照对象。
东荡子是极少见的类似于海子那样的诗歌圣徒（事实上他早期部分诗作确有受海子影响的痕迹），但他又跟海子完全不一样。正如骆一禾、燎原等批评家所言，海子是怀抱有无比庞大的文化抱负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全部诗作构想为一种超越一切经典的巨型文化建筑，而东荡子的诗却是“反”文化的——“反”不是反对，也不是反动，而是在文化之外，“别”有其本质（可参照严羽“诗有别材”“诗有别趣”）——东荡子经常在与朋友们的谈话中会明确反对诗人过多地依赖于对各种文化大师们的阅读，他反复强调“诗是简单的”的这个命题，他认为诗的主要意义就是帮助人驱除“内心的黑暗”等等。在对他的意思的揣摸中，我有时会觉得他的诗学主张有点接近于“不立文字”的禅宗美学。
但是，诗毕竟还是文字，文字是诗歌存在过的痕迹。没有人能够完全去除这个痕迹，否则无法证明诗的存在。因此，东荡子后期的诗作（主要是《阿斯加》系列）似乎愈益接近于一种痕迹式的书写，《喧嚣为何停止》就是最典范的篇章之一。此诗可以看作双重的“痕迹”：一是“圣者”降临的先在的痕迹，即超越一切感性和理性的预感或先兆：万物异样的寂静，“冬天不来，雪花照样堆积”；一是后在的书写痕迹，即诗歌业已存在或诗歌已经来过的痕迹：东荡子暗示我们，“诗”不是我们读到的些诗句，诗句只是诗歌存在的痕迹。当然其中也有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意图：诗本身就是在俗世中显露的圣迹之一。
最后，我无以命名东荡子独自创设的这种诗歌类型，姑称之现代汉诗的“拟经体”，即一种记录诗歌圣迹的圣言式书写。
责任编辑：阳村
（选自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特区文学》读诗会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