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当评委也需要“合格证”
如何看待时下那些形形色色的诗歌奖“征稿启事”，在我看来，就是和电线杆子上花花绿绿的办证广告差不多，尽管明明知道那都是假证，但诗坛的大街小巷还是挤满了排队的人，仿佛领个xx奖，办个xxx会员证，上个什么诗歌排行榜，就是获取了一份诗人证明，他从此就是诗人了。他们也不考证一下，那些办证分子真的够资质吗？有做人的诚信证吗？每逢那些个什么网络xxx奖开始，我的邮箱纸条箱里就塞满了拉选票的信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得来的诗歌奖，和“皇帝新装”又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说，中国的诗歌奖百分百不合格有些绝对的话，那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合格，我想还是客观的，从鲁奖的温吞水啸天体，到人民文学奖、闻一多诗歌奖的少女洗澡、口水打油，从十万元的偷菜游戏再到13个字的脑筋急转弯，官方民间都是爷俩得梅毒一个字“烂”！这些个无厘头的证书恐怕只能糊弄那些几百年远离诗歌的业外外行，那些地方文联作协的官员，那些大众报刊的新闻记者，对于真正懂诗的诗人，你前脚离开，人家背后就戳你的脊梁骨，外加俩字国骂傻x！这个奖就是身体里的芒刺，你芒刺在背活了一辈子，下辈子投胎可能还带着。
毫无疑问，一个“诗歌民工”颁出的“博士证”、“教授证”、“专家证”、“大师证”都是不合格的，评委不是随便一个人就有资格当的，不是随便一个家伙被美女洗个澡就可沐猴而冠了。在我看来，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方能有资格将屁股摆到那个位置上，否则你就是在犯罪！无论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结果都一样，都会报应到自己来世或下一代身上，因为灵魂领域的犯罪比现实中的罪加一等，后者仅祸害有限少数人，前者要祸害的是国格、人格，而且还将祸延子孙万代。
当评委第一个条件：必须有为文学史、为人类灵魂负责的大局观。
诗歌看似无用，在中国却一直延续着宗教替代者的角色，所谓“文章千古事”，所谓“以天地为立心”，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毫无疑问，诗人就是中国人灵魂的守卫者！但诸如街头巷尾的俚语疙瘩话口水，少男少女的洗澡性暧昧么么哒，偷菜游戏心得体会，又怎么能扮演灵魂工程师角色呢？
什么是中国诗歌的大局观？当然是能让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得以健康、纯净又生机勃勃地存续下去的大局观，最起码让真、善、美、爱占据时代的正值，让年轻人看到光明和希望，最起码让那些无关系无后门的安静写作者们不感到绝望，最起码让我们的下一代当看到我们这一代的文学史时不感到脸红，可是这些小话语权在握的家伙从里到外都烂透了，和体制内的贪官污吏一样，都烂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如何才能鉴定这些评委的“大局观”？中国有句老话，你没吃过猪肉，难道没看见猪在猪圈里跳吗？我们不要求他们能评出当代的屈原、李白、沃尔科特、特朗斯特罗姆，在当前时代，这也是强迫人家“巧妇为无米之炊”，但最起码应该评出这些诗人的同类，人家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就不能拿“穿越千里万里去睡你”去对仗，人家写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不能拿“母亲给女孩搓澡，女孩感觉像被男人抚摸的快感”这样违背人性常识的荒唐诗去pk。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能真在中国名家队伍中找出这么几个具备历史的全局的眼光看诗的人并不容易，试着猜想几个：
北岛、多多、于坚算是可以；欧阳江河的大国写作也算一个，杨炼如果不那么迷恋下半身，也可算半个。剩下的还有谁？
当评委第二个条件：必须多风格写作！
评选诗歌仅仅强调思想高度就够了吗？当然不够！还必须具备艺术表现上的鉴别力。这样的评委其实也不好选，尽管一个诗人的写作水准和他的鉴赏眼光成正比，但并不是说你是一个优秀诗人，你就一定能鉴别出优秀的诗歌，因为大多数诗人都很难突破自身风格的局限性（《诗刊》的“中国好诗歌”就是典型例子）。比如，伊沙认为只有沈浩波才最有资格获得人民文学奖，郁葱认为周啸天的格律诗才最具有现代性，陈先发认为柏桦的诗歌最优秀，而柏桦则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该知道张枣……毫无疑问，在说出这些评价时，他们都感觉到自己是客观的，只不过他们这种客观只是建立在自身风格这把尺子上不自知罢了，在局外人眼中还是一种圈子化，因此，不同的评委团所评选结果的千差万别是必然的。
如何才能保证评选结果的客观性？评委自身的多风格写作是必需的，比如，口语、书面语，两种风格都擅长，传统、现代、后现代风格各有涉足，抒情、说理、言智体样样都有尝试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各种类型诗歌中的佼佼者都能脱颖而出，因为每一次比赛，都是各种风格的诗作聚集一堂。有人也许会说，找到不同风格的评委合在一起评不也同样客观吗？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罢了，合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可能弄成折中化的抓阄游戏，比如口语评委占多数，学院化评委的选票就自然作废，反之亦然，要是一般多，互相抵消归零，还不如直接抓阄更省事。
多风格写作的名家也不多，西川算一个，口语、书面语都擅长，现代、后现代也有涉足；于坚意象类、叙述式都写过，也算一个；王小妮从朦胧诗进化到后现代，也算一个，稍稍年轻一点的更少，好像只有一个朵渔算多风格写作，剩下的一时真想不起。
当评委第三个条件，诗和论必须两手都要硬。
在中国当诗歌评委，诗和论是缺一不可的，自身不会写诗只懂理论，难免有嗅觉没味觉，为了避免被人说滥竽充数，最后还是照着人名画圈，谁有名点谁，所以，中国的名家上去就下不来了，只要砖家叫兽当评委，他们便接着继续获奖继续出名，文本算个屁。同样的，只懂诗不懂理论，仅靠“我感觉”三个字也难以服众。为什么诗歌奖越多诗人却越不出名？除了获奖者本身文本成色不够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优秀的评论家把获奖文本的精彩处做出必要的阐释，这样在众人眼中便形同这人是无缘无故获奖了。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当诗歌评委不需要这个条件？因为人家的诗歌生态环境早已成熟，相对统一的审美共识早已达成，即使评委不是诗人，也可随时找到相互印证的历史案例，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到现在还没发现一个类似“人民文学奖”、“闻一多诗歌奖”、“十三个字大奖”等那样的获奖文本，恐怕万分之一也不像。
中国会写诗的评论家太少了，知名理论家中类似马永波这样诗和论都很出色的很少，诗人中也不太多，西川、于坚、朵渔等有限几个。
除了以上基本条件外，可能还需要一个不成文的条件——人品，但这个条件更难要求，在中国不会玩圈子、人脉，仅靠文本根本就不可能成名，没名气，谁会找你当评委？但这些圆滑的名人，面对出场费、红包，谁又能摆脱主办方先入为主的左右呢？也许只有一个北岛够格，于坚虽然忠厚，但哥们义气也限制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