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作家于晓爽
简介
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于一爽笔下的男女，在细碎平淡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痛恨自身，却无能为力。10个故事，他们都拥有天真的梦想，却在巨大的生活洪流中得不到哪怕一丝温暖与希望。人们的命运，“它只会沿着必然轨迹带你到绝路，把你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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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信息
《火不是我点的》
于一爽 著ISBN 978-7-5306-6997-6出版日期：2016年7月定价：39.5元百花文艺出版社分类：小说
《火不是我点的》
于一爽 著ISBN 978-7-5306-6997-6出版日期：2016年7月定价：39.5元百花文艺出版社分类：小说
开本 32开
孤独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
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
这一本，值得读。
于一爽80后，北京，水瓶座，作家，搜狐文化时尚中心总监。
出版随笔集《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小说集《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获得 2015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十月青年作家奖。
目 录
序一001序二005玩具001十年033小马的左手053三人食093带零层的公寓113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157一个话题的诞生173
无意义之旅207
表妹、刘典和太空飞船237
酒店267
面对星辰大海，面对鸡毛蒜皮，这世间的某个人无来路、无去处，他纯属偶然，他必须从内部领会这种没道理的偶然。这是一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萌发的观点。至于为什么是九十年代，
说来话长而且也没什么新话，总之，就是这样了，天地翻覆，人原来是在人群里、历史中，现在呢，仰观天俯察地，你发现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同一个悬浮的基本粒子，既无从逃逸也不知目的。这件事，大大到了虚无，小小到了不值一提。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人勉为其难地写着小说，似乎他们写小说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话可说。就像禁欲是纵欲的理由，厌食是饕餮的理由。
这是病，得治。有些人已经治好了，或者知道了自己在哪儿，或者无话可说就不说了。
而于一爽却毫无理由地加入过来，她身处这个时代喧嚣的中心，她的工作是一直在媒体修建话语的高速公路，然而，她同时是一个格格不入者，一个深刻怀疑话语可能的人——她怀疑的不是某种特定意义，不是是否正确或准确，而是怀疑一切是否可能。
“怀疑”是于一爽自己的概括，她把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出自马克思，而美国人马歇尔•伯曼把他探究现代性体验的著作同样命名如此。然后，一个人对于一切坚固之物的不存在还能说出什么来呢？尤其如果你面对的是一本同名的小说，当你的怀疑就是倾听自己，然后眼看着一切从内部坍塌下来，对此，一个外人，或者一个评论者如我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性体验，一种私密的、拒绝判断和分析的孤独和沉默。
现在，我的面前是这本《火不是我点的》，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第二本小说使我意外。我的确曾经确信，她过不了多久就不会再写了。正如我一开始所言，某种内在于她的根本观点会侵蚀写作，在这种观点下，写作终究会被证明是令人厌倦的无意义之事。
但是，她很快又写了一本，她在极度的厌倦中亢奋，怀疑中论欣快、致幻，使得她具有一种“自我的艺术家”的暴烈的、毁灭性的戏剧感。她的小说中贯彻着一种声音和眼光，这种有着明确主权和意志的声音和眼光穿透了人称限制
：精确地选择细节，尖刻地自我打量和自我推敲，随时爆发的对自己的恶意和嫌憎，以及那种蓄意的不得体、蓄意的口无遮拦……她竟然还写得出故事，因为对她来说，故事就是最后的戏剧，就是世界终止于自我的黑洞，就是烟消云散。
当我在提到“自我的艺术家”时，我指的就是哈罗德•布卢姆阐释下的哈姆雷特，那是第一个现代人，一个现代的原初形象。我看到哈姆雷特在墓园里大谈骷髅，我也看到于一爽在肆无忌惮令人麻木地发动语言的轰炸，这种类比并不突兀，这只是说明了，现代性体验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种枯竭的体验，也都在从枯竭中形成全世界都冲着我来，世界大战只是为了炸我的戏剧叙述。它既是向着基本粒子的还原，也致力于使基本粒子膨胀成星辰宇宙。
这种枯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表露，后来已经被生活、物质、历史、市场、互联网和
YY
有效疗治。在这个意义上，于一爽的出现是特殊的，她不是一个新人，她是一个老人，但每一次老人的重新出现也许都是有意义，都是一次符号般的提醒。如同约翰•巴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断言小说的枯竭一样，于一爽也是在重新求证一种枯竭的可能。毕竟，小说往往开始于无话可说之时。
不断有人前往枯竭之地，走迷了路，荷戟彷徨，于一爽不是最后一个。
Hi~我是有点长但很好看的自序君 ![]()
【作者自序】
去年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对这本小说最多的讨论是对书名的讨论，因为不知所云。于是有人建议我，可以把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叫《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虽然这样也颇为有趣，但是只能证明我更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新的小说集里一共十个短篇，都是去年上半年写的。不断地写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决心和虚荣。似乎除此之外看不出什么其他的好处，而且我也找不到让人非看不可的理由。
《三人食》改自之前写的一篇小说叫《热天午后》，一个热天的午后，两个女人在院子里聊天，聊啊聊啊，一个女人告诉另外一个女人我怀孕了，这让另外一个女人产生了极大的妒忌。接下来事情变得更糟糕，怀孕的女人怀了前夫的孩子，这让没怀孕的女人简直不光是妒忌了，而是恨，恨自己连做件错事的机会都没有。而怀孕的女人也恨，恨自身的软弱之处，前夫一招手她就回来了。
我最开始是想写两个女人互相妒忌的故事。写这篇结尾的时候，我正坐在从南京回北京的高铁上。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去南京出差，在高铁上我就想，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于是在小说最后，我就让这个男人出现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件事，他们一起吃了一盘炒鸡蛋。
写完炒鸡蛋之后我看着火车减速玻璃外面快速移动的大片大片的中国农村，我突然觉得这盘炒鸡蛋是世界上，古今中外的，最温柔的炒鸡蛋。
这篇小说后来被一个朋友拿去改了话剧，我还没有看到。我希望他改成一个笑话，因为这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笑话。而根本不是一个恨的故事，我还不会写恨。
《带零层的公寓》讲的是两个男人有事没事就谈论着同一座公寓，而他们无法保证彼此谈论的是这座公寓里的同一个女人，因为这是一座带零层的公寓。一个人嘴里的一层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嘴里的二层，一层可能就是二层。自始至终，他们谁也不想纠正对方的错误。小说源自生活中某些很平常的时刻，比如偶尔和老公走过一个地方，他会突然说：“你知道吗，我对这里曾经非常了解。”
这样一句话，让我十分不适。
《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讲的是赵太太想杀了赵先生，但是她还没来得及，也可以说，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呢，赵先生自杀了。
这让赵太太的屈辱感达到了峰值。
这让赵太太的屈辱感达到了峰值。
这篇小说模仿了，甚至是有意模仿了某种美国小说，比如赵太太那把银光闪闪的小手枪，这当然都是假的。小说读上去很生硬，就像她做这件事本身一样，很不在行。
《玩具》可以想象成类似某种充气娃娃之恋的电影。促使我写这篇小说的原因很简单，有一次看“百度百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充气娃娃叫“南极一号”，这让我觉得充气娃娃是科学工作者的女神，虽然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像以往一样，他被我赋予了某种熟悉的职业气质，也可以说是，文化人。而一个文化人和充气娃娃，当写出来之后，我才感觉真是天生一对。
《酒店》也是改了之前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对情人在酒店分手的故事。我总是喜欢写下这样的人物，他们痛恨自身，比如也不是很有感情，但是连分手都说不出口。除了彼此的短暂的时间，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过。但是，懦弱是他们的天分，无法改变。他们依靠这种天分获得了更多伤感的机会，或者说是，审美的机会。我喜欢这篇小说的结尾，是我突然决定的，男的离开了，在飞机上，女的不停给他拨打电话。因为她知道，反正也不会有人接。如果飞机掉下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接了，理论上，他们就永远不会分手，或者说，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把分手说出口了。
《十年》，是另外一篇小说。有一次吃饭，王干问我为什么要写《十年》。我想过，改成九年，或者十一年，都比十年好。十年在流行文化里面成了新的庸俗，何况我写的并不是十年。两个同学，他们只是认识了十年，而已。多一天少一天都无所谓，都不可能再改变他们关系的本质。他们甚至可以一直认识下去，就像不认识一样。这里面有爱，更多的是无关，各种原因的无关，东拉西扯。可惜，时过境迁，他们又碰上了，甚至都谈不上运气好或者运气坏。那天王干饭桌上喝多了，喝多了之后说：“虽然人生很多事情说破才有意思。但是为什么你的那篇小说里，就让男的阳痿了呢，这样说破十分没意思。”
十年，看到最后，男的原来是个阳痿。于是我也喝了一杯说：“我不知道。”现实中我并没爱过阳痿的人，可能是潜意识里，我觉得就算阳痿也值得被爱吧，所有的人都值得被爱。就像很多喜欢煽情的女人一样，我乐意写那些沮丧的男人，委屈的男人，这让我觉得，爱更可贵。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天真的小说。
《一个话题的诞生》是因为，年初的时候在南京，和曹寇韩东还有好几个人聊天吃饭打“找朋友”，后来曹突然问大家知道什么是“鸡奸”吧，大家继续打“找朋友”，因为大家当然都知道什么是鸡奸。可是曹又问那为什么是“鸡”，而不是别的小动物。后来我们就十分认真地探讨起了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话题的诞生，这是小说的一条线。小说的另一条线是，在这些谈论“鸡奸”的人中，有一个我，我也热烈地谈论着。但与此同时，我仍然忧心忡忡，因为我坐在这里并不是为了谈论科学，而是有另外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需要我做出决定。可直到话题结束，我都没有做出决定，于是“鸡奸”成了对我处境的双重讽刺。
《小马的左手》起因是别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1983
年“严打”，一个男青年因为手淫，被小姑子看见了。事情的结果是：小姑子自杀，男青年判刑。1983
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出生的前一年，当时很想写一个《我出生的前一年》。可是我并不了解“严打”。我对我试图了解的一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动摇，最后我决定只描写一个男青年的左手。小说发表之后，周李立写了《小马的右手》，我想，这真不错，这样小马就没有什么缺憾了。至于为什么叫小马，我也不知道，我本来想叫小丁，就是朱文写了又写的小丁，但是小丁会这么倒霉吗？虽然朱文的小丁也常常被性折磨，但他的小丁从来不倒霉。他的小丁是那种毫无意义的人。何况，我并不十分了解男人被性折磨是什么心情，于是我只能刻画一只神奇的左手。在特定的时空中，必然充满了魔力。
写《表妹、刘典和外星飞船》的时候，我的生活正经历着某种变化，辞掉做了三四年的工作，换了另外一个应该还要做三四年的工作。我辞职信上只写了两个字—跳槽。
因为人总是不断往别的地方走，一些发生过的事情就越来越模糊了。两个工作的间隙，我正好在挪威的峡湾。我很多年前就想去，可是去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还冷。我骂一个汉堡包要两百块人民币，我猜挪威的穷人也是富人。我住在一个家庭旅馆里，打开窗户就是一片墓地，无事可做时我写了《表妹、刘典和外星飞船》。
小说写的是，“我”去国外看表妹，这件事情在现实中确实发生过，也是让我对很多细节有所体会的原因。但是小说最后，当“我”到了美国，表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脑海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刘典的人，刘典是“我”的前男友。“我”并没有因为表妹的消失而有丝毫的懊恼，反而回忆起了很多和刘典第一次出国的场景，穿插在这些场景中间的还有“我”正在写的一部科幻小说，科幻小说讲的是，外星飞船收到了整整六十年前的信号。
我承认，我总是对外星飞船十分感兴趣，或者说，我总是对外星十分感兴趣。看看太空，再看看地上的蚂蚁，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儿了。
有几个朋友看过小说之后，问我表妹去哪儿了，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记得安东尼奥尼有一部电影，前半部分是女主人公消失了，女主人公的男朋友和她的好朋友去找她。后半部分呢，这两个人就搞上了。于是女主人公就真的永远消失了，连导演都不想告诉大家了。直到安东尼奥尼几年前去世，我都不知道女主人公去哪儿了。
我觉得这样十分好玩儿。如果连写小说都不任性，那就没有事情可以任性了，因为连有钱都不能任性。好像也是在这部电影里，他还提到了太空，或者是太阳。最后的台词是，一个人问：如何可以了解太阳呢？另外一个人回答：接近它。
像很多事情一样，没有别的办法，接近它。接近它才可以产生想象力，以及同情心。
《无意义之旅》是我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小说，也是决定出版之后新加进去的。对我来讲是第一个没有爱情的小说，但正因为他们没有爱情，甚至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是全部关系。关系是一种限定，但是他们超越了这种限定。
李霞一个人去国外寻找亡夫的线索，王阳是她在网上雇的年轻司机。王阳很嫌弃李霞，觉得她给的钱不够多，这一点李霞一点儿也反驳不了，何况她又一点儿也不漂亮。两个人就这样踏上了无意义之旅。之所以是无意义的，因为最后她连寻找的目的都变得模糊了。在这篇小说里，我想到一个“雨点儿理论”，小说最后，王阳因为无聊而敲打路边的油漆桶。李霞在亡夫生前，总是央求他给自己敲个鼓（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此时此刻，就这么实现了。王阳只是随便的敲打，甚至是因为无聊，但，就像一滴雨，它不是想掉在你身上。但掉在你身上之后，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或者说，是因为你幸运或者不幸运。
十篇小说有接近的地方。形成风格是不是一种媚俗？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是新年的第一天，有时候很难相信都2016年了，更难相信我都三十岁了，虽然每时每刻都还是余生中最年轻的时刻。1
月1
日上午，我在雍和宫，我希望平静，就像秋阳照在林中池塘一样。写作很难让人感觉平静。因为他总是在捕捉那些似有若无的瞬间。
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写过一篇小说，全篇都是讲一个古代的人，要赴刑场。小说中唯一的情节发生在最后，刽子手举刀，然后这个古代的人突然大喊：“等会儿。”刽子手停下来问：“什么事儿？”古代的人想了想说：“没什么事。”于是，人头落地。
很长时间我都觉得这个故事很好。或者说，仅仅是，这个瞬间很好。就像一只花豹在你的心头踩来踩去。我也想写下这种东西，不管他多微不足道。
去年得了两个新人奖，我喜欢和大家说我喜获两个终身成就奖，这说明我对未来多没有信心。在《人民文学》的颁奖典礼上，李敬泽说：“你们正年轻。”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谁都年轻过，谁都会老。但是，正年轻，这最难得。可我实在是没什么年轻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不年轻的感觉。也许现在这种不年轻的感觉，仅仅发生在审美层面。
另外得了一个《十月》的新人奖，我对颁奖典礼已经忘了，但我总能想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过的一顿饭。地点是在一个故居，我忘了故居的主人是谁。时间，大概是很晚，我们七八个人，围着桌子，也不怎么说话，坐在院子里，只有花生米。我们打不开一瓶红酒，于是一个人在地上用工具敲，天气很凉。秋天的时候，院门被风吹得时而打开，时而关上，很像《红楼梦》的有一集，如今想起来还十分恐怖。我想这正可以写成一篇小说。
因为得了奖，所以今年去全国各地开过很多笔会，总是吃饭，喝酒，偶尔说说自己的文学观（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很可疑有没有）。
笔会上总是充满了老中青三代作家，有一个事情每个人都得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一代人，放在足够长的历史中，你和上一代，你和下一代，没什么区别。用歌词说—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个片段。所以说，人生是失败的，并且有人愿意靠写作证明人生是失败的。
在笔会上，最多的一种发言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事实上，我并没有像别人有持续很久很久的写作，这样说，是为了减轻写作，或者说，创作，对我的压力。下半年换了工作，突然忙起来，就更一篇也不写了。因为我不想在这种环境下坚持，什么事儿一坚持就特别傻，我当然不想给人一种特别傻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写。而写下第一篇小说是2011
年的夏天，如今已经下落不明。
我也从来没有回答过为什么写这件事。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难，最难的是，为什么写。我有一种很幼稚的想法，觉得写下去，就可以发现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总是觉得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个东西。我相信那个东西会真正地影响我，就像有些书会影响你，书有好坏，甚至不乏好书。但是那些可以称得上影响的，寥寥无几。甚至可以影响的人，也寥寥无几。
原来我的朋友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就讨厌粉丝，我有段时间觉得这样不好，太装逼了都不好。但是这些年我会想—这样不是好不好，而是他只能这样，一方面是他不会火（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火），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只属于文学内部。文学只对少数人开放。文学最重要的是无用和探索性。说句绝对的话，他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如果她刚好对你有意义，那我就要感恩戴德了，就像我一个女朋友喜欢说：如果一个男人要睡她，她就已经十分开心，如果这是因为爱，那她就感恩戴德了。
但是她又告诉我—这怎么可能？
曹寇说我是小学写作，面瘫写作，性冷淡写作，我觉得他是在夸我。夸我词汇量低。总之是不在写作中彰显智识，因为我不会，我喜欢口语的，简单的，细节的，真诚的东西。所以这涉及一个问题：一个人写的形式和她的思想，或者说，内容，是不是一致的？我也不知道。总之，在能写的时候就写，我想是最迫在眉睫的，因为，有一天，会连写的机会和心思都没有了。
写这个序言的2016 年1 月1
日，晚上八九点，我在沙发上就困了，然后就这么一直躺着，大概夜里一两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还未亮，夜深人静，然后又睡去，直到早晨被闹铃叫起来上班。至少，我知道，我不可能活着走到下一个世纪，所以就连这样的失眠我都越来越珍惜。
有时候就像这样，躺在沙发上，我会想起我写过的那些人，他们最早大多是善良的虚无主义者。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虚无不起来了，于是我也不再写他们。我并不喜欢虚无。只是，如果和虚无对应的，是绝对的话，我也没办法依靠绝对。但不管是不是虚无，我写过的都是一些诚实的人，甚至因为太诚实而抛弃了生活，只依靠自己的内心，喜欢指鹿为马。就连他们的爱，也是广泛、浅薄、随意的，这真叫人嫉妒。
最后就是感谢帮我发表这几篇小说的杂志《收获》《十月》《西湖》《江南》《芙蓉》《人民文学》《长江文艺》《青年文学》和编辑们，不被鼓励我是不是还会写，我没有十足把握。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克服上一本小说中的出现的那种怀疑，但是失败了，这本小说集的情节相对完整，因为我希望有好看的故事。好看的故事产生仪式感，所以我就努力去写了一些好看的故事。但是如果仍然有某种主观情绪的话，那还是深深的怀疑。 是为序。于一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