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诗歌凶年里的食客们：新世纪诗歌伦理考察作者：PM诗歌杂志
诗歌凶年里的食客们
新世纪诗歌伦理考察
原散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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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可以被称为是“美丽的混乱”，那么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则可以不客气的直接用“混乱”来形容。每一次看似的思潮迭起，都禁不住“诗学和尚”的推敲；每一次论争听起来严肃，可却难掩争夺话语权的丑态；新的命名不断涌现，有效性却匮乏无比；诗人的“文字方向”在多元的口号下，滑向多元失重的尴尬境地等等。当下诗歌写作伦理失范已是不争的事实。2006年“恶搞赵丽华诗歌”事件以及诗人苏非舒裸体保卫诗歌事件都是这一现象的集中表现。而这一系列事件致使本就处于挣扎状态的诗歌生态进一步恶化，诗歌似乎是跌入到了最低谷。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更像是诗歌的凶年。
现代著名诗人李金发的第二本诗集叫《食客与凶年》。1922年冬，他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到柏林。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当时正处于经济濒于崩溃、马克暴跌的“凶年”，而他们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诗集的题名即由此而来。在新世纪诗歌的凶年里，一批诗人趁着诗歌的积弱，也在大享“低价诗歌”之福，成为新世纪诗歌凶年里的食客。
什么是“低价诗歌”？一是低值写作。无价值的诗歌实验，甚至恶意的无价值的诗歌触底，口水诗，下半身，垃圾派，都难逃低值写作之嫌。二是诗歌写作门槛的“低”。诗歌不是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那样，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八九岁的孩子都可以成为“郭沫若”，那是不可再来的荒谬。诗人不仅是社会情绪的天才把握者，更是人类秘密的传达着。“人尽可诗”的场面，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三是道德感的缺失。诗人如此，诗歌具体文本更是如此，诗江湖论坛以及北京评论论坛上这样的诗歌比比皆是。低值道德感的意淫使一些优秀的诗歌评论家也感叹道：“好诗如色”。如《我的中世纪生活·妓女来信》（作者赵思运）：
只是
只是我们叠睡一起的时候
你的阳具在我身上印满了深深浅浅的硌痕
难以消除
多少年了
我的深喉依旧保持着
阴道的形状
这样的写作除了介绍性交方式之外，就这剩下作者和读者的合谋意淫。
这些食客大体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寄生性食客。是指以诗歌名义逃脱社会义务的那些人：有为老不尊者，如某些“朦胧诗”诗人依仗诗名在不同的附庸风雅之人那里寄生；有为小不尊者，如曾德旷年纪轻轻，不顾二老悲苦，已近于游手好闲。二是诗歌界的“汪伦”们。有钱阶级与有闲阶级对于风雅的比附，古代的汪伦只是求诗，现在的汪伦除了豢养一些寄生性的食客，还亲自捉刀，甚至办刊掌握诗歌话语权。掌握诗歌话语权的汪伦们大概就不在把自己当汪伦了，而是希望自己是李白，这对新世纪诗歌构成一种内伤，如老巢等人。三是诗歌写作的“绵羊音”现象。
曾轶可，2009快乐女声全国第9名，她只一个爱音乐的孩子，没有标准的文法，没有深厚的吉他基本功，没有歌唱的技巧，基本属于唱没唱好，说没说好，像在撒娇，却被贴上标新立异的标签，得到一些处于叛逆期的音乐人以及同样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的吹捧。那些急于成名的青年写作者，趁着诗歌的不景气，占山头，拉标新立异的虎皮，这只是写作伦理割开假虎皮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绵羊音”，而不是真正的诗歌声音。
这是一个思无所依的时代，旧的诗歌写作伦理已经失去了对诗人的内在约束力，新的诗歌写作伦理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大家纷乱地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哪怕是一种态度也好。但整个社会的价值真空状态，使诗人的具体创作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空虚感。面对这种现象，诗人刘诚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诗歌伦理，神性写作应运而生。神性写作是宽泛的诗学概念，其目的恰是欲在这个思无所依的时代里，雅化当代文学精神，强化诗歌写作伦理。面对诗歌的凶年，诗人们不应再写那些“流感诗”了。那些伟大的诗歌，必然带着因沉思而飞逸的灵魂的深度，带着优异耐磨的本质和韧度，坦然面对新世纪的火焰和水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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