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马尔克斯学习写短篇
◎白丁
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一篇四千来字的小说，写得竟如此精彩。我们的作家里，鲜有能在这么小的篇幅里写得这么令人震撼的。写短篇的作家越来越少，不仅仅是短篇的技术含量大，写作难度高，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稿费太少，付出的多，回报的少，谁还愿意写短篇？其实，许多人放弃短篇小说的写作，说到底还是没有写出好的短篇。如果能有一个短篇能流传后世，那对作家本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多少稿费也买不来的。
短篇传世的杰作可以列出长长一大串名单，短篇的大师外国有，中国也有。如果放弃短篇小说的写作是仅仅是稿费少的原因的话，我觉得作家追求的目标也太低了。《礼拜二午睡时刻》其实并非是写过《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最好的小说，但写成这个样子也决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这样的小说，按一般刊物最高的稿酬标准也就千字一百块，马尔克斯可以拿到四百五十多块钱的稿酬。如果是名家，稿费可能会开得高一些，最多也就是一两千块钱吧。可是，这篇小说的价值只值这点钱吗？显然不是。对作家而言，能写出一篇传世的小说，远远胜过成千上万元的稿酬。
我们的许多短篇都在万字左右，至少也得七八千字，长的可达两万字，作家似乎不屑于写四千来字的短篇。说它是短篇吧，字数太少；说它是小小说吧，它又长了点儿，算什么呢？似乎什么都不像。人家马克斯就是写出了四千来字的短篇精品。其实，幅不的长短并不太重要，关键是你要把它写到位，该收尾就收尾，没有必要凑字数。字数的概念太强，难免有水份。我们一辈子能读许多短篇？又能记住多少小说的故事情节？有几个人物让你过目不忘呢？这篇四千来字的短篇，故事和人物能让读者记住，它远远胜过那些篇幅几倍于它的平庸的小说。
汪曾祺在谈小说创作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气氛即是人物”，在他看来，气氛是塑造人物手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读了《礼拜二午睡时刻》，你会记住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铁路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海边特有的湿润空气，简陋的三等车厢，乏味的旅途，那趟走走停停的列车，炎热的夏日午后，压抑紧张的气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描述不仅让人身入其境，也为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
对于那个12岁的女孩来说，第一次出远门决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而对那位妇人而言，这次外出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位母亲来公墓看她死去的儿子，除了悲痛之外，还要受到许多令人难堪的冷遇。妇人来到神父家，和神父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那位母亲报出了儿子的姓名，但对方没有听清，她不得不重复一遍，可以想象得出，她是有顾虑的。神父仍然听不明白，她只好解释道：“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说这句话时，她要极度地克制自己的情绪，紧接着，她豁出去了，干脆说：“我是他母亲”，这话透露的是坦然，是骄傲。她还告诉神父，卡络斯·森特诺是她的独生子。这句话又隐含着些许悲愤，她的儿子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他不会去偷东西，却被那个名叫雷薇卡太太的神经兮兮的寡妇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轻易地杀死，死后还要背着罪名。
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也许，在她超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之上的母爱面前，他羞愧难当。
她是来看儿子的，时间仓促，她只能在他的坟前放上一把鲜花，进行简单的悼念，然后乘下午三点半的火车赶回去。选择中午这段时间，一是时间上的限制，二来，午睡时刻人们大都休息了，可以避开众人的目光也是妇人的愿望。当她拿到公墓的钥匙准备离开的时候，故事又有了新的走向。门外聚集了一群孩子，那棵杏树下也有众多等着看热闹的居民。神父明白了，他怕这些场景会刺痛妇人，于是劝她们太阳落山再去公墓，他的妹妹主张她们从院子后门出去，但都被那位妇人拒绝了。神父最后出于好意，提出借把伞给她，其实是想让她挡住自己，不被别人看见，妇人说道了谢，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说着，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礼拜二午睡时刻的小镇，本是店铺纷纷打烊，路断人稀的时候，可是那位妇人和小姑娘的到来，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连神父都不能理解妇人扫墓的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偏远小镇上寂寞的居民了。一个小偷被打死，死有余辜，谁会来看他祭奠他？只有她的亲人，大老远地赶来。我记得许多年前，如果我们的熟人谁家里出了一位罪犯，我们都会对他们的家人嗤之以鼻，让那名罪犯的所有家人都抬不起头来。罪犯的那些亲人们也会大义灭亲地与之断绝一切来往，以表现他们的正义立场。现在的情形比往年好多了，去监狱里探视亲人的也多了起来。但如果那个罪犯死了，家里人恐怕就不会专门去纪念他了，因为他的死毕竟是罪有应得。关键是，小说中的那个卡络斯·森特诺不是罪犯，他是被人误杀的。我想，即便是真正的罪犯，那位母亲也会去看望死去的儿子（不管他因为什么而死，他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这是高于一切的母爱，无可厚非。这篇小说写于半个世纪前的1962年，那个时候马尔克斯会这么写，我不得不敬佩他对人性，对母爱的深刻理解和恰当表述。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有超前意识，他的小说有预见性，而在我们的作家和作品中，这些是缺少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写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不单单属于写作技巧的范围。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模仿西方，唯西方马首是瞻，其实，我们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
人类的情感世界，包括人性中的真善美等等，有许多相通之处，优秀的小说，都具有超越时代、国度和某些道德评判的深刻主题，因此它们才获得了永恒。阅读国外的一些付秀的短篇小说，的确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慰，这种快慰来自于对写作技巧的领悟，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思想意识的认可。反思一下，我们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我国每年创作的短篇恐怕也得成千上万，到底有多少让人铭记的短篇？优秀的小说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的，眼下某些被我们自己热捧的小说未必是好小说，经典不是正在读的作品，而是正在重读的作品。越来越相信这句话：作品比到后来就是比作家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境界的抵达，远非写作技巧所能弥补的。
如何向大师学习写短篇，对每个写小说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附原作：
礼拜二午睡时刻
马尔克斯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得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著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幺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了下去，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睛，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地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临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子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地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的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的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1928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小说家，写作语言为西班牙语。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28年3月6日诞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塔卡镇，这是加勒比海岸的一个小镇，后来在他的小说中逐渐变形，成了《百年孤独》的背景。他是一个乡镇报务员家十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八岁以前一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八岁后到巴兰基雅和西帕吉拉念中学。后来他进入波哥大法律学校。他后来在一次采访时说，选择那里是因为它是唯一让他下午有空余时间挣钱维持生计的学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并作为记者在巴兰基雅、卡塔赫纳和波哥大工作。195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并作为《观察家报》的驻外记者旅行欧洲。当报纸被政府查封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巴黎继续写作。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工作。1961年到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尔塞德斯、两个儿子罗德里戈和贡泽洛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在那里他担任记者、公关代理人，从事电影脚写作，并继续创作小说。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评论家誉为一部杰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为他赢得各类奖金，并使马尔克斯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
1967-1975年间的大部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都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继续从事小说和新闻写作。1975年以后，马尔克斯大部分时间住在墨西哥城，尽管他们一家在巴黎和波哥大也有寓所。近年来他涉足新闻行业的许多方面，并发表了许多公开的政治宣言。他是一个地道的左派，并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很好的私交；但他经常提醒采访者，他从来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认，拉丁美洲人应该有寻找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的自由。
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谈起童年的记忆对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尤其是外祖父母给他讲的家族历史、传说和阿拉卡塔卡的神奇故事。他在成群的姨妈和祖姨妈中长大，她们大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富于非凡的记忆和想象力，也相信预言和迷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关系最为亲密，后者曾参加过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那场直到1902年才结束的灾难性内战。外祖父的许多战争故事都已溶进了他的小说中，这些故事交织着阿拉卡塔卡地区香蕉公司兴衰的回忆，以及外祖父母的家庭旧事。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他们讲来是如此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以至于那语调与故事内容本身一样迷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是一个法学专业学生，却是诗歌的贪婪的读者，但有一晚他读了弗朗兹·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后说：“突然之间，我发现在我的中学课本那些理性的、学究气十足的范例之外，文学还存在着多种别的可能性。”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从那时，即1947年开始的。他最初写的一些小说发表在波哥大报纸《观察家报》上。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移居卡塔赫纳继续攻读法津，并为《宇宙报》写稿。1050年，他到达纠兰基雅，在那里任《先驱报》记者，并常与一些文学青年相聚，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讨论文学。他们探讨欧洲和北美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福克纳、弗吉尼亚·吴尔夫、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尼·德·圣彼克絮佩里的作品使他深受影响。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波哥大，担任《观察家报》记者。他的第一部长篇《枯枝败叶》于1955年发表。同年，短篇小说《星期六后的一天》获得波哥大作家艺术家协会授予的奖金。1955年7月，他作为《观察家报》的通讯记者前往日内瓦，不久那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于是他被困在欧洲。在罗马作短暂停留之后，他以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在那里创作了《恶时辰》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还游历了东欧国家和苏联并写了游记。
1958年，马尔克斯与他已久相爱的情人梅尔塞德结婚，她以文学形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加勒加斯定居，在那里这《时光》杂志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马尔克斯与大多数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欢呼。后来，从1959年到1961年，他分别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工作，1965年以前他再没有写过小说，但写过电影脚本，他还仔细研究了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1955），他曾说，自己从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
马尔克斯不断地思索着怎样根据他童年的记忆构思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说，1965年，突然“有一天，梅尔塞德斯和我带着孩子们驾车前往阿卡布尔科时，它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我决定像外祖母给我讲她的故事那样叙述我的故事。我要从那天下午那个小男孩被祖父领着去参观冰块时写起。”他立刻掉转车头，返回墨西哥城。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百年孤独》。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伟大的小说。它赢得多种文学奖，很快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它使马尔克斯获得了承认和荣誉。
《百年孤独》是一部极其丰富的、多层次的小说，它可以有多重解释。它是一部关于霍塞·阿卡狄奥·布恩狄亚几代子孙的家庭编年史；它描写了一个象征着马尔克斯故乡阿拉卡塔卡的小镇马孔多的时代变迁；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现代世界上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神话般的历史。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总结，从它的源头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创世纪》中的创世神话开始，带着对蒙昧状态的伊甸园的净土世界那种质朴和纯洁的深深的怀念。读者从作品中读到，这部编年史是一个吉卜赛智者用梵文写的手稿，只有布恩狄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人才能译解，并且只有在每一个读者单独读它时，才能理解它的含义。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这个世界和它的困境、迷信的一面镜子。但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个读者步入令人浮想联翩的幻境。《百年孤独》也反映和评价了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被西班牙征服以来的社会历史事件。19世纪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的战争和20世纪不断重演的暴力事件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它还详细地记述了外国香蕉公司的发展与剥削导致的破坏与骚乱（有1928年果品联合公司的罢工为依据）。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全力投身写作，并为他心目中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声疾呼。1972年，他的又一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集《一个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出版。1975年，他又发表了《家长的没落》，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独裁者的长篇小说，马尔克斯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完它。
7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仍活跃于新闻界，支持人权运动，谴责迫害和独裁。1974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主编出版政治性刊物《抉择》，旨在为讨论和促进积极的社会改革提供论坛。他还出版了早期的新闻作品集，包括一次海难事件的系列报道《水兵贝拉斯利历险记》（1978）。197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述古纠在非洲的作用的文章--《卡洛塔行动计划》。1981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写的是件发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小镇的多线索、神秘的凶杀案。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电影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无论是他的报告文学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获得诺贝文学奖后的么一部长篇小说--都显不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具有超凡的才能。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义务和公众对他所有著作重新产生的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和短篇小说的许多版本问世了，他的主要长篇小说的销售量之大，打破了拉丁美洲出版史的纪录。现在拉丁美洲有许多著名的多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最杰出者之一。《百年孤独》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读者常常称赞瑞典文学院，是他们独具慧眼，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的远见卓识，而这种远见卓识永远有着重要意义。
1982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拉尔斯·吉伦斯坦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授奖辞强调加西来·马尔克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他善于从他的经历、想象、民间文化和记者生活中提取索材，交将它们结合起来。授奖辞特别提到，近年来拉丁美洲文学显示出了罕见的活力和极高的质量。同许多别的拉美作家一样，“加西来·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反抗压迫与经济剥削。”授奖生辞还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由于他的小说《百年孤独》（1967）的发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一致的承认。但它也强调，这位哥伦比亚作家作为公认的叙事艺术大师的地位，由于《家长的没落》（1975）的发表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受到赞扬的作品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2）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
授奖辞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和论文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异常活跃的，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富有创造性的、常常是引起争议的，并且决不受制于政治主题。”授奖辞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令人想起威廉·福克纳。像福克纳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神奇与真实相聚”。正如福克纳的小说那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相同的人物和环境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现，他们被狂躁与激情烦扰着。
授奖辞还特别强调反映出死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创造和发现的世界中”的重要性，他的故事常常围绕着一个死人。这种死亡意识和生命的悲剧意识“叙述的无限而机智巧妙的活力”和喜剧性抵销了。正是这种异常的活力与真实性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民的富有与贫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受奖辞宣读后立刻成为重要文献，在许多不同的期刊上刊登和重印，并被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呼吁，它呼吁人们理解和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对不公正、要求自决权和自我完善的斗争。
受奖辞以对欧洲第一个探险家眼中“新世界”的描绘开始。那位探险家曾报道过一些令人惊奇的景观。安东尼奥·皮加费塔，这位佛罗伦萨的海上冒险家曾跟随麦克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他到达南美后描写道：这里有“肚脐长在脊背上的猪，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还有其他一些数不胜数的奇闻。探险家们梦想着埃尔多拉多（假想的黄金宝地）或永葆青春的源泉。这些幻想交织着对现实的描绘，而现实本身甚至更令人惊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历数拉丁美洲一如既往的奇异的同时，历数着多少个世纪以来看起来是虚构、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件。
自从1971年巴勃罗·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人们已增加了对拉丁美洲的关注，关注起“拉丁美洲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鬼怪附体的男人和落后于时代的女人，他们构端的顽固可与神话故事媲美。”加西来·马尔克斯详细列举了聂鲁达获奖以来发生在南美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英勇的领袖悲惨的死，五次可怕的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两千万拉美儿童还不到一岁就夭折，十二万人因遭受迫害而失踪，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死，更多的人被流放。由于不断地将这些残酷的事实与欧洲、北美的现实相比较，他的叙述极为生动：1970年以来拉丁美洲婴儿的死亡人数比整个欧洲出生的婴儿还多；因受迫害而失踪的人比乌普沙拉全城居民还多；拉丁美洲的流亡者与难民可以组成一个比挪威还要大的国家。
“我甚至认为，”加西来·马尔克斯说，“正是拉美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所表达的东西博得了瑞典文学院的重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别的国家对他们在拉丁美洲所见到的暴力与压迫感到震惊，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他提醒人们，欧洲也花了千百年时间才走向文明，欧洲也同样有过肆意毁灭的行为。他恳请人们保持理智、宽容，认识到“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控制外（还有可能找到）另外一条生路，”认训到拉美国家能够也必然会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演讲结束时，马尔克斯充满乐观地赞美进步与世界上人类生命的增长。尽管人们可以轻易地毁灭自己，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还为时不晚，那是“一个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 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得知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文学奖的消息后，哥伦比亚举国欢腾，这位作家被人民誉为民族英雄。在其他国家，他的获奖也得到一致拥护。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获奖会使每一个人为之高兴，许多报纸也为瑞典文学院将荣誉授予这位大受欢迎的作家而欢呼。“诺贝文学奖评选者们以向都垂青于那些少为人知、深奥难懂的作家。通过授奖给这样一位其作品以三十种文字销售千百万册（仅是《百年孤独》就几首卖了一千万册）的作家，他们突破了招来许多非议的那种陈旧套式。”（《新闻周刊》，1982年11月1日）。
大多数评论认为此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毫不奇怪的。有些报道仅仅是对他如此快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惊讶：“这位哥伦比亚的小说家年仅五十多岁，因为看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近几年内不大有可能将诺贝尔奖再次授予拉美作家，所以有人觉得这次奖金应授予年长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美国《国民评论》，1982年11月12日）许多文章讨论博尔赫斯未能获奖的原因，但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才能非凡的作家，“其作品有着永恒的魅力”。（《时代》周刊，1982年11月1日）一些评论家还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当代作家的佼佼者--不仅现代主义和实验小说的拥护者欣赏他，托尔斯泰和旧式小说的忠实读者也会为之倾倒。”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否定评价，能使人看出评论者的个人好恶。艾萨克·巴希维斯·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称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选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时，又痛惜本世纪缺少真正伟大的作家。“我认为他是一位好作家，”辛格先生在纽约说，“但我不能说他是我这一类作家……我仍然敬佩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和福楼拜——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马尔克斯将是一个蹩脚的选择，可是他们今天已不在人世了。”
评论家欧文·肖在评论马尔克斯获奖时说：“这是一个果断的选择。他是个强有力的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马尔克斯善于将个人生活与历史危机联系在一起。从他的作品中，你得不到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理论上的系统阐述，但当它们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看到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继承了欧洲政治小说的伟大传统，其结果是历史剧与个人戏剧合二为一。”
《美国学者》（季刊）的主编约瑟夫·爱泼斯坦得到消息后，马上写文章论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奖的合理性。他宣称这是“真正辉煌无比的《百年孤独》应得的荣誉，”但在分析这位哥伦比亚作家作品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水准时，他下了这样的结论：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是超凡的。遗憾的是他不是更好”。
爱泼斯坦的疑虑是针结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而言的，而正是作品中的上述责任感使评论家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表示普遍的赞扬。有些评论家认定此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对那些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士所表示的一种政治姿态”。（《前卫》，1982年10月22日）《新闻周刊》惊奇地发现瑞典文学院不仅“大但地正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左派政治立场这个敏感的问题”，甚至“看起来还为他和他的拉美同行所共有的政治上的活跃喝彩”。
主要作品年表
1955年-《枯枝败叶（Lahojarasca）》
1961年-《没有人写信给上校（Elcoronelnotienequienleescriba）》
1962年-《大妈妈的葬礼（LosfuneralesdelaMamáGrande）》
1962年-《蓝宝石般的眼睛（Ojosdeperroazul）》
1962年-《恶时辰（Lamalahora）》
1967年-《百年孤独（Cienañosdesoledad）》
1975年-《家长的没落（Elotoñodelpatriarca）》
1970年-《落难海员的故事（Relatodeunnáufrago）》
1978年-《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LaincreíbleytristehistoriadelacándidaEréndiraydesuabueladesalmada）》
1981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Crónicadeunamuerteanunciada）》
（1990年被李少红、萧矛改编成电影《血色清晨》）
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Elamorenlostiemposdelcólera）》
1989年-《迷宫里的将军（Elgeneralensulaberinto）》
1992年-《奇怪的朝圣者（Docecuentosperegrinos）》
1994年-《关于爱和其它恶魔（Delamoryotrosdemonios）》
1996年-《绑架（Noticiadeunsecuestro）》
2004年-《苦妓追忆录（Memoriesofmymelancholywhores）》
主要荣誉
1962年-《恶时辰》获埃索奖。
1969年-《百年孤独》获意大利基安恰诺奖。
1969年-《百年孤独》获法国最佳外国作品奖。
197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1972年-获拉丁美洲文学最高奖——加列戈斯文学奖。
1981年-获法国政府颁荣誉军团勋章。
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82年-获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2006年-获第26届《洛杉矶时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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