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反抗与责任都交给了他——读朵渔
熊 平
一、夜半之醒与装逼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解析荷尔德林时，首先引用了荷尔德森《面包和葡萄酒》中的诗句“……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并由此阐发大义。“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其夜半。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讲述诸神隐匿之后，诗人如何作为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追寻与传播光明、自由、爱与信仰，“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
在这里，我引用海德格尔谈论荷尔德林，来谈论我今天要谈的70后诗人朵渔，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首先在于时代的相似，即“贫困时代”。其次，在贫困时代，诗人应当如何发声。我在《我上了床，他们拿起了手枪——奠祭那些死或还在赴死的70后诗人们》（以下简称《床》）文中指出，与“贫困时代”相遇是70后诗人面对的共同主题，但哪些70后诗人在与“贫困时代”贴身肉搏，并在这种贴身肉搏中展示出强大力量，朵渔是最杰出的一位。虽然诗歌的母题仍是人性之光，与时代之主题相去甚远，但当时代陷入贫困之时，人性的光芒为时代的幽暗所笼罩之际，诗人和思想者作为前线步兵与时代之贫困徒手相搏，就不应当被诋毁和嘲笑。
在我所推荐和赞赏的70后诗人中（见《床》），朵渔是最具争议的一个。喜欢他的，同我一样都非常敬佩；不喜欢他的，都认为他非常装。而且产生这种分歧，导火索是一首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讲这个分歧前，我首先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十多年前，也就是2003年末，我曾外派去一家单位学习，当年元旦晚会抽奖后，大家都向一同事讨要抽得的食用油、洗发水之类的奖品，我好奇地问了一句：“这些日用品他也用得着呀，你们要他的干吗？”“咦，你可能不知道，人家从不用国产日用品的，人家用的都是从香港买进口的！”言语中不乏揶揄讽刺。这些人，一方面拿了他的奖品，一方面在背后骂他装逼。后来我了解到，他的确定期去香港采购日用品，自参加工作之日起就再没有用过国产的日用品。但他并没有亲戚在香港，我想这也是同事骂他装逼的主要原因吧。我当时的理解是，他是拿自己的工资实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有点不可理喻。
但现在看来，这位同事不用国产日用品，很正常。如今，像中山这种三四线城市，一般超市都有进口日用品专柜，城区还有很多家进口日用品专营商店，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用国产日用品。但这放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事件还没被爆光，在一般人眼中，“不用国产日用品”那绝对是装逼，特别是他并没有亲戚在香港。
“你觉得别人装逼可能是因为你逼格不够高”，突然有一天就有这么一句流行语。就像穷人无法想象追求奢侈生活富人的日常一样，精神贫乏者也无法想象精神丰裕者之日常所求。就譬如，面对大地震，王兆国可以写出“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余秋雨可以写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含泪劝告”灾民“不能急躁”，不要急着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如果相信王兆国和余秋雨之写皆出本性，为什么到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之写，就是“装逼”了呢？
这里除了每个人的理解力分别外，还存在于境界之分。地震后，诗人们献给汶川的哀歌，如恒河沙数，几乎每一个中国诗人都写过至少一篇，其中不乏情真意切，但唯独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如鞭如笞：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断言，“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即最大的贫困时代。此刻，正是诗人在场的时刻。“……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借荷尔德林之口，海德格尔给出答案：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的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里，他走遍大地。
面对贫困，诗人如何在场？“在神圣的黑夜里，他走遍大地。”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在当代中国，能在黑夜里“走”、“走遍”大地的，几乎没有。即少有当代性。诗人们取得在场的方式，不过是“睡”、“沉睡”或“假寐”，且美其名曰“反思想”、“反崇高”、“反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缺乏朵渔这种诗歌的“当代性”和“在场”。一看到有人谈当代某诗歌具有“现代性”、“反现代性”，表现出“反抗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等等，我就觉得特恶心。中国经历了“现代性”吗？一贫如洗的打工仔通过“卖肾”取得最新款“艾疯”手机，就与西方文明一同跨越“现代”了吗？
“与器物现代化跟随而来的并不是文明的进化和演义，而是现代工具控制性与控制力的强化。现代化如果不是推进文明的进程，就是增进野蛮应力的刚化和极权控制的效率。”我在《床》这篇文章中对70后所处时代的“现代性”判断。海德格尔进一步说，“世界黑夜越是趋近夜半，贫困就越是隐匿基本质，越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这个时候，诗歌的“现代性”在“沉睡”或“假寐”的化妆下，少数人的“夜半之醒”显得难能可贵。
朵渔的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当数这种少数人的“夜半之醒”，而不是那些贫乏者眼中的“装逼”。这种“夜半之醒”同时为诗人赢得声誉。这也是陈培浩等人评价朵渔诗歌具有“当代性”价值、具有诗人的“在场性”责任与担当的原因。
二、对峙与脱逃
“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进一步为这种“夜至夜半”揭示谜底。
“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这，是多么的合乎70后诗人们所经历的时代。“夜”至“夜半”之时，诗人的“夜半之醒”已属难能可贵，诗人们要为大地震歌唱，还需要“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包装么？“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此时此刻，什么“党疼国爱”、什么“多少次穿过悲伤的××”、“大爱××”，在逝去的生命面前，都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显得多么“轻浮”无比。
逝去的都远去了，临来的却没有来。作为“70后”概念的第一个硕果，朵渔除了《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早在大地震之前，就以一系列充满青春力量与反抗性的写作为诗歌圈广为熟知。这一系列诗作包括写于1998年的《高原上》、《河流的终点》以及后来“下半身”运动时期的《野榛果》、《我梦见犀牛》、《暗街》等。
我仍记得当时我读《高原上》时带来的震撼：
高原上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
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诗句一开头，就营造出非凡气势，给人一种浑身震撼之力。狮子、抖动、月光，三个词之间映射，形成一种空间上的张力。“狮子”，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再经过“抖动”这一词之修饰，一种雄性的力量感陡然间竖起。“狮子”作为象征之物，除了充满力量的想象之外，也有可能老态龙钟，但诗人用“抖动”一词，为狮子灌注雄性之力，体现诗歌语言之突围与神奇。接下来，是“全身的月光”。其实不是“全身”，也不是“全身的月光”，而是“月光下雄狮发亮的毛发”。在这里，诗人有一个转换，把“发亮的毛发”转换成“月光”，通过“月光”的转换，雄狮的“眼睛”或“眼神”呼之欲出！
第一句，作为全诗的引领，通过象征、转换，上承诗题“高原上”，交待了此诗要吟咏的对象，是东非高原上，月色下，一头健壮雄浑的雄狮。短短的一句，以四个双音节词的爆破音，即向我们构建了一副充满巨大想象的诗歌图景。
接下来，“漫步在 /
黄叶枯草间”。“漫步在”这个断句，正是诗较散文之优势之处，本来一句话“漫步在黄叶枯草间”，中间却要断句成“漫步在
/
黄叶枯草间”。这里就有个停顿，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看到有些诗人写的诗，用很多的断句，并不是说不好，而是要根据全诗的节奏，在哪里断句，何时应该断句。朵渔在这里断句，显然是一种需要，也揭示一种“若有所思”的意境和想象。“漫步”，不是“跑步”，此时断，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节奏与想象。“漫步在
/
”，然后才是“漫步在黄叶枯草间”。重心在“黄叶枯草间”。这里，“黄叶枯草”，即是一个意象，又是一个隐喻。为什么不是“青草”而是“枯草”？“枯草”一词，暗含着一种颜色，与“黄叶”的黄色，又不尽相同。“枯草”的颜色与形态，在这里，暗合雄狮的“毛发”，却又不是，因为前面交待，雄狮的“毛发”是“发亮的月光”。此时，月色，“黄叶枯草”，同时也暗示了季节。即“食物匮乏”的季节。不是“绿叶青草”，而是“黄叶青草”。这样的月色，本是雄狮的捕猎季，却因为食物的匮乏，雄狮却只能“漫步在
/
”，空有一身雄性力量，似乎有些生不逢时，大展鸿图之年纪，只能顿首而望，困兽犹斗。
“我的泪流下来。”此时，此刻，此景，诗人与雄狮感同身受。“泪流下来”，是全诗的第一个落点。感情第一次停顿，因此是句号。
“并不是感动，”诗人以副词“并”来转折和起承。我曾在《新诗中的“丹顶黑颈派”和“魔幻野兽派”》中批评诗人臧棣诗歌中副词过多，写作时太依赖副词的转承，并不是说在诗中不用副词，而是“慎用”，就好比慎用断句一样。副词在诗歌中的承接，就好比诗歌语言中的银器，可以去毒、试毒。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全诗的第二个落点。从“泪流下来”，到“深深的惊恐”，由表及里，情绪与情感进一步加深加剧。
为什么是“惊恐”呢？“泪流下来”是因为感同身受，情动于中。仅仅是动情，对我们而言并不需要太深刻的理解，感同身受即可。“惊恐”作为一种情绪，已经与理性相关联，来自生命内部，发乎于心。诗的下一句紧接着阐明：“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 和孤傲的心。”
通过最后一句四个短促的排比进一步逐层加深，至此，整个诗都通透了。“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首先是位置——“高度”，接着是视觉——“辉煌的色彩”，再下来是情感——“忧郁的眼神”，最后直抵生命的内部——“孤傲的心”，有节奏的短句，由表及里，由具象到抽象，层层递进。同时，又与前面的“月光”、“泪”、“惊恐”呼应。
《高原上》这首诗，是诗歌语言的成功突围。如何在一首短诗中言说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言说生命对环境的抗争，朵渔甫一出场就惊艳无比，技艺非凡。虽然文学史上不乏大器晚成者，但我仍相信在诗歌这一领域，属于年轻的心。布罗茨基在写出《黑马》的时候也只有21岁。兰波甚至在19岁之前就完成了作为一个大诗人的所有作品。所以当我读到朵渔的诗《高原上》时，就断定我在同龄人中找到了一生的战友和敌手。那时我在大学时期写的《过程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文主义》哲学小册子刚刚被我付之一炬。但我后来的写作无不是以它的思想为体系。
虽然无法与布罗茨基的《黑马》媲美，但这首《高原上》仍震撼了我。阅读它的时候，仿佛我自身就是一头孤独游走在非洲高原上的雄狮，与朵渔这头雄狮狭路相逢。长久地对峙之后，我选择了转身离去。
那一刻，我把反抗与责任都交给了他。我知道，我把它交给了应该交付的人。
后来我读到了朵渔更多的诗，并且逢人就推荐。这是孤独的反应。当我知得余丛是朵渔很早就识且很要好的朋友时，我曾向余丛提出过有机会与朵渔见个面。余丛是同样是我非常欣赏的70后诗人。余丛的反抗性与我是殊途而异质，写作道上，奔跑中我以他对表，但不是他的写法。如果我写诗，一定是朵渔式写法。我曾写过一首诗《人民》：
我看见人民的身上插满吸管。
我保持沉默的姿势。
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见证。
我相信我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当青春的豪情被生活的无奈所击碎，心中的梦想就无所寄托。朵渔恰逢其时地拯救了我。仿佛黑夜里孑孑独行的人，感受到还有他人在行走，因此不自觉引为同道。只是觉得相对热闹的诗人们，沉浸在哲学中的我，在更深更黑的夜里。
事实上朵渔来过中山。余丛说朵渔为人低调，不想与太多人见面，我也就没强求。据说他在中山时，曾在饭局上朗诵自己的诗《妈妈，您别难过》，让一位中山的诗人官员当场痛哭。
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
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
妈妈，我回不去了，您别难过
我开始与人为敌，您别难过
我有过一段羞耻的经历，您别难过
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
体制的碎玻璃，妈妈，您别难过
“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 /
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这句诗，与朵渔所有的诗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贫困时代”。朵渔的诗，多在抒写个人时，写出强烈的时代感，把个人的感受变成时代的通感。这正是一流诗人的共同特质。
重新回到荷尔德林的诗句“……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由于无法适应体制内生活，2003年，朵渔选择了辞职，开始独立创作。
“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 /
体制的碎玻璃”，事实上，作为一家杂志的编辑，朵渔的工作，与我在学校给学生上电脑课的工作一样，属于体制的边缘性工作。然而由于深谙体制的玄机，即使是杂志编辑这种体制边缘性工作，在朵渔看来，“都略带耻辱”，“都像一个帮凶”。因此依附体制十年后，他选择了脱逃。《妈妈，您别难过》正是这样一种脱逃状态下的作品。而那些在体制豢养下脑满肥肠或借体制之力钻营成功貌似独立的体制帮闲和帮凶，却指责诗人是一种伪善和装逼。
我曾时不时在中山作协QQ群发表一些时事见解，一工厂打工作家实在看不下去，就指责我说，你自己在体制内生活，却整天发一些反体制的言论，不伪善吗？我当场反驳说，有的人，身在体制内，心在体制外；有的人，身在体制外，心却寄体制内。因为我知道，此打工作家，最大的梦想，就是借写作之途，挤身体制。其实持他这种想法的打工作家颇多，而且身边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这真是应了鲁迅先生的话，自己是奴隶，却成天为奴隶主考虑，自己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不说，还要求他人与他一样赞叹奴隶生活的美。
我讲这些，是为了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朵渔《妈妈，您别难过》这首诗。“体制的碎玻璃”，不光存在于体制内，还大量存在于体制外。朵渔说，自我体制化，才最可怕。主动吞下体制的碎玻璃的人，大有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缺投机者。
三、成为失败的一部分
这两年，有关大学历史、法律专业教授被迫或“主动”辞职的事件时有发生。1998年暑假回家路过广州，我专门去拜访已从中大退休的袁伟时先生。在狭窄陈旧的小屋，我看到了仰慕已久的袁伟时先生，虽然面容清瘦，但仍体格健壮。谈及退休，袁老说，他们不让我带研究生，其实我还可以带，中大好多比我老的教授都还带，我是被迫退休。当时我还写了一篇《自由在现实的镣铐下呻吟》的采访文章，当然是无法发出。
面对大学历史、法律专业教授被迫或“主动”辞职事件，体制的投机者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诋毁讽刺这些教授为“迫害妄想症”。事实上这些教授，只要稍稍显示出一点顺从的姿态，都会比这些投机者所获得的回报多许多许多。自干五或五毛则说，你对这个体制不满，你可以辞职呀？就好像中山作协QQ群某打工作家对我的指责一样。“享受着体制的好处，却说着体制的坏话”，用我在中山市教育局工作时，局长开机关大会时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感恩！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
“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某打工作家在中山作家QQ群也这样斥责过我。我立刻反驳他说：“第一，我端的碗，是我自己的碗，我吃的饭，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第二，××也不是我娘，你要认它是娘你认去！”某打工作家急了，说：“你敢辞职么？”我说：“我为什么要辞职？我给学生上课，拿我的工资，为什么要我辞职？难道我去一间私立学校上电脑课就是你说的体制外了？一个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并不主要看他的位置，而要看他的心。”某打工作家哑口无言。
类似这位中山打工作家的小丑随处可见。所以在《妈妈，您别难过》这首诗中，朵渔还有如下诗行：
我看到小丑的脚步踏过尸体，您别难过
他们满腹坏心思在开会，您别难过
我在风中等那送炭的人来
您别难过，妈妈，我终将离开这里
您别难过，我像一头迷路的驴子
数年之后才想起回家
您难过了吗？
再从诗歌的技艺上来解析朵渔的这首诗，我觉得已无必要。作为一个技艺成熟的诗人，《高原上》已充分显示出朵渔对现代诗歌写作的非凡技艺。只是辞职后的朵渔，诗中少了之前“野榛果
/ 像她的小乳房纷纷滚落 /
……坚硬但不可把握”、“那被黑犀操过的母犀是多么风光”等青春横扫一切的豪情。
这个时候，朵渔的诗，是“你看生活它露出了一副尖牙 / 你看黑暗中一把斧子伸过来……”、“时代的野猪林里 / 布满了光明的暗哨和猎手”，是《最后的雪》：
一冬无雪，仿佛悲哀没个尽头
春天临近，一场大雪为我们浮一大白
只有雪是免费的，希望雪不要落在
坏人的屋顶上，要落就落在鸽子的眼睛里
看，时代的清洁工又开始扫雪
要为我们扫出一条黑暗的通道。
“一冬无雪”，诗一开头，就给人营造一种时令不达的诗歌氛围，表面是写气象，细究是写时令，再深入下去，是写“时代”，只是“不达”。因为，既是冬天，就应该“有雪”。如此时令不达，好比我前面咭问过，我们真的“现代化”了吗？
“春天临近，一场大雪为我们浮一大白”，春天了，好似应景，一场大雪为我们浮一大白，这时的雪，不像是盼望中的雪，更像是一种应景的装饰，“为我们浮一大白”。你不是说我们没有“现代化”吗？你看，我们可以与欧美国家同步使用“艾疯6PLUS”！我们的飞船上天，我们的蛟龙入海，我们的大飞机下线！“只有雪是免费的，希望雪不要落在
/
坏人的屋顶上，”，“要落就落在鸽子的眼睛里”，不过是诗者的一厢情愿。为什么是“鸽子的眼睛”？
真实的景象又是什么呢？
看，时代的清洁工又开始扫雪
要为我们扫出一条黑暗的通道。
这，需要心怀多大的希望，需要心底有多大的悲凉，才能写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诗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70后不乏优秀的诗人，但能与我心灵相通者，自引为同道者，唯有朵渔。朵渔是那种擅长对时代发声的诗人，不因他娴熟的技艺，而因他敏感的心。
“看，时代的清洁工又开始扫雪”，这是一个事实，同时又是一个象征，更是一个隐喻。为挣脱朦胧诗的迷雾，第三代诗人曾提出“隐喻后退”，不过是以词语前进的方式，把隐喻埋得更深。我读于坚的诗，除早期所谓的口语诗、叙事诗之外，“隐喻”倒是随处可见，并构成于坚诗歌的深度。在这里，“清洁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清洁工，是“时代的清洁工”；这里的“雪”，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雪，而是“时代的雪”。清洁工要清除了，除了表面的“物”，更有深层的“形态”、“思想”和“意志”等泛指。
“要为我们扫出一条黑暗的通道。”，“时代的清洁工”辛苦地扫雪，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并且为我们“扫出一条黑暗的通道”。这很值得深思。此时，“黑暗”作为一种双指，更多地开始出现于朵渔的诗中。
有人认为朵渔诗中所含的过于沉重的思想，抹杀了诗的意义。或者说，诗中过于多的承载，导致了诗的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如何处理思想之重和诗意之美？作为技艺成熟的诗人，一首过于沉重的诗要获得诗意之美，在朵渔这里显然不是问题。为此，在《黑犀传》这首诗中，朵渔有公开的回答：
有人对它吹口哨，它头也不抬
不屑于重量，以及腰身
不屑于一小块软骨的智慧
有人冲它喊：该减减肥啦！它理都不理
何况是你，过路的天使，浑身诗歌的
鸟雀们，你还要我如何不屑！
如果说《高原上》中孤独的雄狮是朵渔诗歌出场的心灵导师，那么《黑犀传》中肥大笨拙的黑犀，则是朵渔在诗坛行走的自我写照。诗中的这头黑犀，看似肥大笨拙，但却充满力量，卓尔不群。从《高原上》到《黑犀传》，对雄性力量的追求与赞美一直是朵渔诗歌的表现主题之一，因此朵渔的诗总显得桀骜不驯。在朵渔眼中，“浑身诗歌的鸟雀们”，看似轻盈的天使，实则不过是“一小块软骨的智慧”。
好比被北大、西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逼退的夏业良、谌洪果、周鼎等教授，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力量的强大，只要他们学学那些在体制内如鱼得水的党棍和混混，哪怕只是小小的对权力保持一点点的顺滑之姿，他们就会比那些党棍和混混获得的回报要多许多。然而这些没有“一小块软骨的智慧”的人，在当今体制，被辞退或“主动”辞职是必然。“浑身诗歌的鸟雀们”，以诗歌的名义，与权力进行鱼水之欢，且美其名曰“诗意之美”，被朵渔视为“不屑”，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在《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一诗中，朵渔一次次地诘问：
向下摆渡的船，你可曾坐过？你看，你的朋友们都有坐……
你有没有勇气成为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它的邻居？
连一次像样的失败都没有，你是不是得到得太多了？
你这一生，可曾为自己修筑过一座抵挡溃败的堤坝？
诗意上，《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不是一首好诗，但诗中所表现出的“失败的勇气”仍打动了我。我记得秦晖先生也曾多次传出被清华大学下课的消息，最新的书《走出帝制》被勒令下架，群言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被总局约谈。强大如秦晖先生者，也不免遭受失败的命运，何况普通的反抗者？我的书《中山的忧郁》无法在国内正规出版，《中山日报》社长方炳卓先生很是同情，便安排记者采访我以推介，结果就有一自称“在中山工作的党员”写投诉信至《中山日报》郑万里总编，要求采访我的记者“作出检讨”，质问她“是不是收了这个人的好处？”，并“建议涉及《中山的忧郁》一书的，中山媒体不要宣传报道”。越过尸体的小丑随处可见。
如何使自己“成为失败的一部分”？是那些犬儒所说的“迫害妄想症”？关于我的书《中山的忧郁》的匿名信奇文，看得我啼笑皆非。
它不走，因此永不走投无路。
它浑浊，因此永不如鱼得水。
这是朵渔在《黑犀传》中面对嘲笑与诋毁的回答。拒绝与体制合作，朵渔选择了辞职；拒绝与庸众为伍，朵渔选择了独立创作。“它不走，因此永不走投无路。”“它浑浊，因此永不如鱼得水。”而此时，70后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盛筵狂欢。只需“一小块软骨的智慧”，绝大多数70后已在这场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盛筵中“如鱼得水”。
四、再论知识分子的业余性
我在《床》这篇文章中对70后的成长和生存空间有过简单描绘。一方面，我们共同经历儿童时期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饿，青少时期哲学与思想的狂飙突进和理想主义的退潮，中年时期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盛筵狂欢；另一方面，我们却正面临器物现代化背景下社会伦理、信仰与道德的三重危机，以及思想、文化与艺术的全面倒退。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出场显得尤其重要。然而真实的景象又是什么呢？
思想与政治消退，犬儒与反智流行，构成了中国特色器物现代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与常识生态。犬儒与反智是一对孪生兄弟，都使得个人与权力保持了一种“超爽丝滑”的顺从，从而在中国当代生活中都“如鱼得水”。在这种背景下，夏业良、谌洪果、浦志强等不识时务者则经常“走投无路”甚至身陷牢狱。因言治罪的时代虽然一去不返，但个人不得参与公共事务之潜规则仍是长期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利剑。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为宝马车车主车裂马自达出具“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结论，正符合这时中国特色的社会指针。
在这种知识分子生态环境下，“但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在我看来，朵渔是那种自觉进行自我拯救的诗人。无论《高原上》那只孤傲的雄师，还是《黑犀传》中那头肥大的犀牛，朵渔作为知识分子与诗人身份存在与在场的方式，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他有一首《愤然录》记录他的存在与在场：
有人从吊塔上飞下来，有人刚刚爬上脚手架，
我躺进墓穴试了试——那宽度！那深度！
这是哭泣的时刻，肿胀的时刻，作伪证的时刻，
我在窗下浇花，找不出更好的比喻。
就荷尔德林而言，在贫困时代，诗人应该如酒神的神圣祭司，在黑夜里走遍大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应该对满屋子沉睡的人发声呐喊。这是一种启蒙情结。我个人也有强烈的启蒙情结。年轻的时候，以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工作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众人装醉唯我不装。用朵渔的话说，这是为时代“作伪证的时刻”，“在窗下浇花”的时刻。
洞察时代之魅，并为之祛，是共公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不是诗人的天职。然而诗人天生具有一颗敏感的心，恰与这时代之魅于黑暗中迎面撞击，朵渔式诗人的出现就不足为奇。
“我躺进墓穴试了试——那宽度！那深度！”诗人拥有的是何等的豪气！当我们习惯有人从吊塔上飞下，有人爬上手脚手架，并称之为各种“秀”之后，朵渔式的感受却卓尔非凡。“那宽度！那深度！”，刚好合适！因为在贫困时代，在大众的反智、精英的犬儒、权力的傲慢和五毛的洗地共同构筑的现代性背景下，任何苦难都可以通过后现代手段得以解构和消解为一种后现代娱乐。此时，朵渔式对后现代解构与消解的反抗性诗歌美学原则，无疑对各种伪现代性叙述形成致命一击。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主张以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来反抗知识分子的专业性。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为宝马车主车裂马自达出具“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结论，除了为之作鉴定的专家，民众普遍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这正是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之殇。在萨义德看来，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专业性已经成为权力构造的一部分，权力和资本对于专业学术的渗透已达到无孔不入，“专业”态度将“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用”。这正是朵渔诗中所揭示的“作伪证的时刻”。
专业知识分子为何热衷于为权力与资本“作伪证”？因为专业知识分子由于其专业性，直接“受雇”于资本与权力。而业余性的知识分子则不尽然。萨义德解释说：“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良心。他批评福柯“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切抗拒的过程”，而赞美阿多诺为“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福柯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批判性无庸置疑，但在萨义德看来，正是福柯的专业性导致了其冷漠和对抗拒过程的不够关切。对照中国当今现实，“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弹钢琴激情杀人”、“不提高个税征收起点是尊重低收入人群权利”等违背人伦常识的专业性鉴定与术语之所以层不出穷，专家教授发言之所以雷死人不偿命，都与其所谓的专业化、专业性相关。那么，诗人是否也具有其专业性？诗人是否就应该对政治拒绝？不应该追求所谓的思想性？
自第三代韩东提出“诗到语言止”之后，时下流行一种所谓反对“思想加重”，追求所谓“纯诗”的风潮，仿佛诗歌越纯粹就越高贵，越厚重就越装逼。在他们看来，诗是一种专业，诗人需要一种专业性。诗人的确需要一种专业性，但此专业性非彼专业性。在我看来，真正的“纯诗”，更是一种“诗的业余精神”，诗歌的专业性，是一种以业余性为己任的专业性。诗歌的业余性，首先在于，“诗不能为你带来什么”。而我发现，在那些公开宣称追求所谓“纯诗”的诗人中，更多的却是企图通过诗歌得到或获取什么，只有极少数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纯诗”的诗人例外。真正追求“纯诗”的诗人是“语言加重”或“词语加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加重”。 如“阿克梅派”，其最杰出的代表曼德尔斯塔姆仍是最具思想性的诗人。
但只有极少数诗人真正懂得这一点。“词语加重”或“语言加重”，让思想沉入诗意之美，从荷尔德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朵渔在《致友人》中写道：
不要为荣誉写作，它们不配。
不要为监狱写作，监狱已人满为患。
当你听到揶揄和嘲弄，那就对了
你的冒犯得到了报应。
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朵渔把这种对“思想加重”的“揶揄和嘲弄”当作对诗人“知识分子的业余性”的一种“报应”。有人认为朵渔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并冠以“民间知识分子”的称号。我在《床》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再以“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写作”的陈旧武器和思维来分析70后诗人的诗，明显落后于70后诗人探索的步阀。朵渔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展现的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业余性”的一面。这也是我强调“我把反抗与责任都交给了他”的深刻原因。
以色列诗人阿米亥在《诗人教育》中写道：“我经常写下并告诉人们不要做诗人，不要看起来像诗人。如果人们认为我是个的士司机或者别的什么，我就最为幸福，我为之而非常骄傲。我有时甚至会有被冒犯之感，如果人们说，‘他看起来像个诗人！’这是可怕的事。”他其实不过是在强调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业余性”。阿米亥的诗，正是以其“业余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丰富思想性著称。在阿米亥这里，深刻的思想性非但没有损坏诗歌的“诗意之美”，反而扩大了诗歌之美的历史性主题与深度。
如果同意我对海德格尔所说“贫困时代”是指“夜至夜半”，同意荷尔德林所说“在贫困时代诗人何为”指“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的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对朵渔的诗歌写作如此赞赏。“诗人”二字的责任、使命与担当，不在“诗”，而在“人”。“诗人”不过是建立在“人”之上的“诗”意。所有伟大的诗篇，一如荷尔德林的哀歌在心中吟唱。每当我孤身一人，沉浸在巨大的黑暗中茫然无助时，我都会选择读诗。《中山的忧郁》出版后，由于是借道香港自费出版，无法在国内正式出售。看着积压在车房一箱箱无法卖出的书，同学曾经赞助的诺言成虚，出版让我花去一万多印刷成本。对钱的要求我并不多，但妻子对我出书之事时有怨言与讽刺，加之身体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那一段时间情绪差到极点，一个人在孤独无助中渡过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差不多一年的时光。后来，有一天，我读到了朵渔的诗《致友人》。仿佛那诗是为我而写，就像当初我读他的诗《高原上》，对峙之后转身离去。读他这首《致友人》，佛仿是他向着我失落远去的背影呼喊：
不要去寻求读者。抛弃他们。
不要渴望理解。理解是死亡之一种。
……
假如你曾留下了一些什么
那必定留在了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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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诗选（16首）
高原上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
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野榛果
在越省公路的背后,榛子丛中
我双手环抱 她薄薄的胸脯
一阵颤抖后,篮子扔到地上，野榛果
像她的小乳房纷纷滚落
她毛发稀少，水分充足
像刚刚钻出草坪的蘑菇
我将软软的阴茎放在她的腿间
她诡秘地笑，四周花香寂静
在采榛子的年龄，我们都乐于尝试
这小兽般的冲动,而快感却像
地上的干果，滚来滚去
坚硬但不可把握
我梦见犀牛
在一片雷声中，我没有
梦见黄金，而是犀牛
一头非洲犀，挺着硕大的
阳具，在一块巨石上狂舞
多肉的下颚颤动不已
绿色的汁液涂抹着天空
石头并未因此而开裂
我也没有因此
获得飞翔
发出尖叫的，是黑夜的女人
她挥舞着冰冷的手臂，在梦中
张开了双腿
我摸着她多毛的下体，想起
那在做爱中度过的每一刻是多么奇特
那被黑犀操过的母犀是多么风光
京津道上
像是黑人回到非洲，我乘上火车去看你们
回来时带着醉意，却忘记将孤独留下。
归程进入冬眠，胜过醉生梦死
疾风驰过旷野，将温情的鸟巢冻僵
仿佛赤裸的狗心，重获平静已非易事。
哎，多年来，当我独坐窗前
想起那一次次返回——
天才当道，我终未将自己的才华放弃。
我的朋友不多，彼此视若兄弟。
你看，生活的尖牙……
我们从情欲的沟壑里取水
在难言的爱中融冰
生活多少有些戏子脾气
现实消耗了太多的温情
乌鸦和鸽子降低了天空的高度
猛禽的目光中闪烁着泪花
爱的结局往往就是不爱
热情的生活只剩下呼吸
你看生活它露出了一副尖牙
你看黑暗中一把斧子伸过来……
最后的雪
一冬无雪，仿佛悲哀没个尽头
春天临近，一场大雪为我们浮一大白
只有雪是免费的，希望雪不要落在
坏人的屋顶上，要落就落在鸽子的眼睛里
看，时代的清洁工又开始扫雪
要为我们扫出一条黑暗的通道。
日常之欢
三月过后，捱过严冬的麻雀们
又开始在窗外的杏树上叽叽喳喳
我有时对它们的喧闹心存感激
感激它们为我演示一种日常之欢
新树叶好，菜青虫好，尾羽蓬松的
母麻雀好！洒在窗台上的谷粒
闪烁着无名的善。天啊，我这是怎么啦
我时常听到风刮过屋顶时像列阵的步兵
洒满阳光的床单下暗藏着铁器……
想不撒谎真难
——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诗人
想不撒谎真难。撒谎就像咖啡里的
那点甜。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难的了。
我们的愚蠢也许是非常聪明的。但我
从不在哲学上撒谎。清晰是一种道德。
不能说出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
在生活里，我的天性仍强烈地倾向于
撒谎。肉欲尤其让我沮丧。昨天我又
陪他走了很远，沿着海边的松树林
我们像两只并肩站在沼泽里的牝鹿
这有多坏？我不知道。我知道它是坏的。
今天回到我乡间的小木屋，有一点沮丧，
有一点甜。我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在病榻上等死，就像一个人悲伤地在恋爱。
他们说我没操过一个女人，这不是真的。
爱是一种欢乐，虽然是一种夹杂着痛苦的
欢乐，但仍然是一种欢乐。哲学却没有
自己的体温，它只为苍蝇指出飞离捕蝇器的
道路。一个人要有多孤独，才肯坐下来
跟自己谈谈心？逻辑冻人，哲学真应该
写成诗啊。我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够懂我。
仅仅领先于时代是没用的，因为时代早晚
会赶上你。关键是让自己领着另一个自己
艰难地迎向那光。诚实的人们应该互相鼓励：
“慢慢来！”让思想像水泡一样慢慢上升到表面
我们的思想不发光，但有一道自上而下的光，
那是什么？是上帝吗？和解的时刻就要来了：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1951年4月29日，刚过62岁生日的维特根斯坦因前列腺癌去世。失去意识前他说：“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
妈妈，您别难过
秋天了，妈妈
忙于收获。电话里
问我是否找到了工作
我说没有，我还呆在家里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
还能做些什么
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
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
妈妈，我回不去了，您别难过
我开始与人为敌，您别难过
我有过一段羞耻的经历，您别难过
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
体制的碎玻璃，妈妈，您别难过
我看到小丑的脚步踏过尸体，您别难过
他们满腹坏心思在开会，您别难过
我在风中等那送炭的人来
您别难过，妈妈，我终将离开这里
您别难过，我像一头迷路的驴子
数年之后才想起回家
您难过了吗？
我知道，他们撕碎您的花衣裳
将耻辱挂在墙上，您难过了
他们打碎了我的鼻子，让我吃土
您难过了
您还难过吗？当我不再回头
妈妈，我不再乞怜、求饶
我受苦，我爱，我用您赋予我的良心
说话，妈妈，您高兴吗？
我写了那么多字，您
高兴吗？我写了那么多诗
您却大字不识，我真难过
这首诗，要等您闲下来，我
读给您听
就像当年，外面下着雨
您从织布机上停下来
问我：读到第几课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课，妈妈
我，已从那所学校毕业。
今夜，写诗是轻浮的……
——写于持续震撼中的5.12大地震
今夜，大地轻摇，石头
离开了山坡，莽原敞开了伤口……
半个亚洲眩晕，半个亚洲
找不到悲愤的理由
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
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
是轻浮的，在伟大的废墟旁
论功行赏的将军
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
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
伸出的小手，水泥，水泥是轻浮的
赤裸的水泥，掩盖了她美丽的脸
啊，轻浮……请不要在他的头上
动土，不要在她的骨头上钉钉子
不要用他的书包盛碎片！不要
把她美丽的脚踝截下！！
请将他的断臂还给他，将他的父母
还给他，请将她的孩子还给她，还有
她的羞涩……请掏空她耳中的雨水
让她安静地离去……
丢弃的器官是轻浮的，还有那大地上的
苍蝇，墓边的哭泣是轻浮的，包括
因悲伤而激发的善意，想想
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
是多么的轻贱！
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
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
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
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
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
是轻浮的！啊，轻浮，轻浮的医院
轻浮的祖母，轻浮的
正在分娩的孕妇，轻浮的
护士小姐手中的花
三十层的高楼，轻浮如薄云
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黑犀传
总之是没兴趣，因过于巨大
它伤心透顶，不想说话。
有人对它吹口哨，它头也不抬
不屑于重量，以及腰身
不屑于一小块软骨的智慧
有人冲它喊：该减减肥啦！它理都不理
何况是你，过路的天使，浑身诗歌的
鸟雀们，你还要我如何不屑！
它不走，因此永不走投无路。
它浑浊，因此永不如鱼得水。
它沮丧，但不咳嗽；它迟缓，不屑于速度；它老子，时而庄子；
它庄子时，貌似一个巨大的思想。它有一条积极的尾巴，但时常被悲哀收紧；
它有一双扁平足，但不用来奔跑。这河谷之王，思想的厚皮囊，它有时连头都不抬，
它不抬头，你就看不到它悲哀的眼泪可以用来哭泣。
愤然录
他捧着愤怒的猪脑袋在饮酒，五天啦！是否该帮他去杀人？
她一清早就蹲在河边哭，是否该给她讲一个心酸的笑话？
她被春风解开了裙子，露出一小段羞涩；
她被拉进卫生间，用银两换取腰间的两枚纽扣。
一个孩子趴在路边哭，哭她用来乞讨的半条腿；
一个老人拄着双拐在号啕，饭盆里盛满了雨水。
马路被剖开，以利于行船；他安于职位，在孵一枚蜥蜴的卵；
我也应该哭！我也应该哭！
有人从吊塔上飞下来，有人刚刚爬上脚手架，
我躺进墓穴试了试——那宽度！那深度！
这是哭泣的时刻，肿胀的时刻，作伪证的时刻，
我在窗下浇花，找不出更好的比喻。
一个男孩在打鸟，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根本就不存在。
啊，校长先生，请为白云另起一个名字。
两个小偷急转身，相互撞伤了头，对视一笑，走开。
我是不是该满面羞红去跟书记认个错？
这年头，什么都有可能。笼子可能等于飞鸟，三千可能等于二百五，
美女可能倒在一个盲人的怀里。
如此多的手指，在肉铺里、在火光里、在早熟的乳房里，
人们啊，还配谈什么押韵、伤感、人民币！
银子
都散了吧，屋檐下的海已结冰
空气中到处是废墟的味道
阿克梅的早晨不会再来临
都散了吧，银器被送进当铺里
“流浪狗”的顾客们正在筹备死期
无名的死者踏响了后楼梯
都散了吧，地理课在加深流亡的边界
鸟儿们在政治的季候里四处迁徙
邻居们的闲话如鸽粪在堆积
都散了吧，回去的道路像死者的围巾
政治之美是我们唯一的教育。必须在死亡中
重新学习活了，真好，死亡还很年轻。
最近在干什么
——答问
最近在思考。呵呵，有时候也思考
思考本身。这正是悲哀的源头
也就是说，我常常迷失于
自设的棋局
有时想停下来，将这纷杂的思绪
灌注进一行诗，只需一行
轻轻道出——正是这最终之物
诱惑我为之奔赴。
那就是爱
细雨中，小区窗户的灯光渐次亮起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
在她无休止的责备声中
享用他的晚餐
并不知道
那就是爱。
致友人
不要去寻求读者。抛弃他们。
不要渴望理解。理解是死亡之一种。
写下的，不要让第二个人知晓，除非死者。
听到赞美声，赶紧捂上耳朵。
不要为荣誉写作，它们不配。
不要为监狱写作，监狱已人满为患。
当你听到揶揄和嘲弄，那就对了
你的冒犯得到了报应。
诗会飞，但不在天上
诗会游，但不在水里
诗会哭，是上帝赐给它雨水
诗会笑，是神灵赐给它嘴巴
为晾衣绳上的水滴写作吧
为G弦上的颤抖和满盈
为小女孩的眼睛写作吧
为温柔的地衣和婆婆丁
假如你曾留下了一些什么
那必定留在了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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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平，公共知识分子，1973年生，199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信息技术系。自以为是中国的萨特；哪知看了尼采，才知道萨特不过是尼采哲学的二道贩子；从此不再读书。波德莱尔有诗云：
一旦坠入红尘,笑骂任由人
垂天巨翼反而阻碍步行
著有《中山的忧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