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陈仲义

　　一

　　杜甫对庶民、黎元、百姓的体恤体现了所谓的人民性，用现代话语说含纳了诸如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正义感、同情心、人性关怀等等。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介入性”（始作俑者萨特？），转换为当下话语议题不外是关心民瘼、心系草根、为民请愿、呼唤公理。

　　青少年时期，他的功名进退与报效家国可能与其他诗人区别不是很大，但四十岁之后，挫折苦难、穷困潦倒，经过自我磨砺、道德自觉，终成非常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历史局限性（如忠于“煌煌太宗业”“致君尧舜上”），我们承传的是那个巨大文化符号下的诗歌精神与诗歌品质。

　　杜甫的文化遗产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无论在内心的自我挖掘还是在反映客观现实，都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抒情、记事、写景、咏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思想艺术都高度平衡（《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是在个人伦理情操上诗品与人品也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杜甫的遗产和屈原一样，是中国诗人最具号召力的。

　　不幸的是前年三月底，网上疯搞杜甫，多数人反感，但只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其人民性、介入性在当下的巧妙“利用”，某种程度是一种“借尸还魂”，这种带有现代调侃的“还魂”：杜甫很忙——忙于拆迁土地、忙于矿难处理、忙于抑制物价、忙于教育收费、忙于奶粉下架、忙于追查逃犯……杜甫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救火”行动，充分反映在他身上既寄托了民众的意愿，又影射了当下“治理”的缺位。

　　这种历史的、反讽性回响，恰恰证明所谓的人民性介入性（或干预性）非但不过时，而且“长生不老”。所以诗人郎毛在中《人民啊人民》）感慨：杜甫就这样一天天长大/远行/把我们留在遥远的古代/寂寞，而又荒凉。”一方面是我们道德滑坡、价值失范，无所依傍，贫瘠失血，我们还真不如古人呢；另一方面，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变，我们的一些做法（如人治、酷吏）还带有封建专制的影子，值得鉴照。

　　二

　　从杜甫身上沿袭下来的“介入”性，以现代的眼光打量，介入性所体现的诗歌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大抵涉及到四个层面：历史、时代、社会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诗歌与公共性也处于四种关系状态：重叠关系（完全合一，如镜子般“一对一”的单向反映关系）；对称关系（部分交叉重叠，属于一种对应的状态）；混杂关系（不分彼此，属于化学反应式的溶化、溶解状态）；平行关系（互不相干的隔绝、隔离状态）。

　　四种状态都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通常情况下，当时代的强音席卷一切，诗歌作为人类义不容辞的战鼓、号角首当其冲，不可阻挡；当社会的动荡、变革上升为主潮和人心向背，诗歌不可能流连于花前月下而不变身为旗帜、炸弹；现实的巨大苦难、灾难，需要寻求精神助力，诗歌作为神祗的宣喻、疗救与慰藉，当仁不让；而一旦日常生活覆盖大部分领域，诗歌关注自我心灵的秘密颤动，也成了无可厚非的常识。

　　前年获柔刚诗奖的白桦《从秋瑾到林昭》，沈苇的《安魂曲》，都以对当代生活介入的擅胜为优质文本，前者是对专制残余的有力控诉，后者是对民族和解的有益对话。最近流行的海啸体（其实是手机短信体）《可爱的中国》充满民生关怀，都是以直接的介入方式干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更多间接的、隐匿性的介入方式。它们倚重美学，淡化赤裸的意识形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年梁小斌曾讲过一段话：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大意）。这句话当年引起极大震动，在主旋律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遭到许多人反对。这句话实质上提出了如何处理重题材与轻题材、个人与时代、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艺术地处理介入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老问题（当然不是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对放弃“写什么”而转为专注“怎么写”的肯定。

　　怎么把《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处理成与时代、历史、社会有关联呢。过去可能直接咏叹、呐喊、愤怒、控诉，现代可能委婉曲折多了。

　　如果我来处理，我可能调动一次文革经历，将蓝手绢喻指为一个老教师的坠楼，由此追问文革的暴力。二是尽管篮手绢的飘落轨迹，呈现上下飘摇、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缓慢行程，但我可能通过幻觉将它处理成一次自由落体运动，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轨迹的写照。三，我可以把篮手绢处理成初恋的信物，一开始虽进入私密领域，但又迅速地出乎其外——比如将手绢沾点“血统论”之类的泪痕渍迹，不也可以从个人的隐秘私情迅速提领到公共领域吗？

　　这条轻飘飘的蓝手绢，对于多年不写诗的我，尚可引发上述众多与公共性有关的构想、臆想，那么对于泉思如涌的诗人们，自不在话下。我的意思是，一条小小的手绢，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个不经意间的细节，只要听从内心召唤，结合个人的经验体验，必定会在诗人视野、胸襟、眼光、修为、语言个性的综合合力下，焕发出远比纯私人化丰富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映射、或者讳莫如深。毫不夸张地说，纤细的蓝手绢完全可以见缝插针般进入任何角落、进入任何公共事件、共领域，蓝手绢的私密性瞬间可以转移为族谱上的一份刀光剑影、地域版图上的一次气壮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轻轻波动，问题取决于于你是如何“诗想”。

　　比如对于有苦难情结的朵渔来说，他可能会处理成：“今晚，放飞这条蓝色的手绢，是轻浮的”——这与他一贯坚持诗歌的社会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梁小斌，他会不会重返当年的童真：“妈妈，我要用蓝色的手绢，擦拭雪白的墙”——在日常生活细节中，他曾经非常虔诚地维系某种神性关怀；

　　黄礼孩，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猜想他多半会把蓝手绢当作飞翔的安琪儿，从旷远的天边发出幽幽的蓝光，一种祝福的烛光；

　　而梁晓明掏出温柔的手绢，可能就是掏出他犀利的《刀子》，手掌在它的上面摩挲着，痛苦着。手绢不再是象牙塔、装饰品，而是“对准时代的美德和胸膛”；

　　而叶舟会豪迈地唱起：“我的蓝手绢、我的羊皮筏”——蓝手绢变成一只羊皮筏，载着黄河、载着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丝织品顿时有了历史的厚重；

　　蓝手绢在西川的词典里，是与致敬、厄运、鹰的对视、与白天鹅、蝙蝠、博物馆、避雷针同等分量；蓝手绢在梦亦非的长诗《苍凉归途》是否可以、处理成类似神话中的铜鼓、图腾，或洪水、灾难的象征？

　　我这样凭空抓瞎，主要为说明，诗歌通往公共领域的空间无比宽广，公共领域与诗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的介入、传达方式千姿百态。任何细微的东西，都是公共领域发言的契机。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从写作学角度说，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究竟写出了什么。

　　再比如现在我手边这只茶杯碎了，与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层楼的坍塌相比，简直轻若鸿毛，微不足道。100个人趋之若鹜地来写大楼的倒塌，可能没有一首是出众的，但偏偏有一个人处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灵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从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窥见出时代与生活的某些碎影，你能说它重量小于六层钢筋混凝土吗？关键还在于，你在渺小的对象上能否挖掘到与你心灵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点。

　　我的意思是，任何不起眼的题材、哪怕小不丁点的语词、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语象，遗失的细节，在通向公共领域的“介入”道口上，是不应该存在任何隔绝的。只要有公共意识、担待责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遥远的事物，也会乖乖成为诗人笔下被调谴的“锡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生活进行曲。

　　三

　　所以不能狭隘理解介入性，以为只有直接、强烈、对称、即时即刻，才是它的“本分”。

　　古代由于诗文化太发达，诗歌充当奏折、告示、通讯的不在少数。“兴观群怨”的巨大社会功能主要由诗歌一手包揽。现代则大不一样了。所谓介入性其实已经由其他文体分担：新闻、报道、纪实、报告文学、杂文、评论，以及相应直观图片、影像，它们的属性远比诗歌来得直接、直观、犀利。

　　但并不是说，诗歌的介入性就可以彻底交班了，诗歌依然存在在公共领域如何“发声”的问题：如何掌控音量、如何调节音质、如何“伪装”音色。

　　现在，我们转换一个新角度来看介入性。现代意义的介入性，本质上是如何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即及物与不及物的关系。众所周知，词的诗意放大便成诗文本，物的扩大便是大千世界。假如把放大的词——诗文本，再次比喻为杯子，其难度就有如缪斯命令我们，用最小的篇幅去装载最多的内容，即用最少的容积去装载最大的世界。毫无疑问，初学者的杯子（文本）只装半瓶水，小诗人的杯子可以倒进两桶水，优秀的诗人装得上蓄水池、游泳池，而大诗人杜甫装下黄河长江，还绰绰有余。

　　若果杯子是瓷、玻璃、不锈钢做成的，因缺乏弹性、没有伸缩度，死守“机械反映论”观念，恐怕只能按常规装上“一对一”的水。勇敢一点智慧一点的，比如采用氢气球这样富有弹性的容器，但要冒着巨大的薄壁易破的风险。若果改用橡皮、硅胶、甚至纳米技术，容量肯定大大扩充。

　　但若果再改用海绵体材质——用海绵体本身“取代”容器——制造出“没有空间的杯子”，使得海绵体容器，拥有超强的吸附性，几乎可以吸附任何的水分子，那么情况可能就大大改观了。这样的海绵体，既可以吸附斯德哥尔摩的月光（李笠）、阿姆斯特丹屋顶上的蜗牛（多多）、鄂尔多斯风暴（沈苇）、“泥泞中的雪”（王家新），也可以吸附桑克的“屎壳郎”、尔雅的“合唱团的蚂蚁”。

　　有没有这样一种海绵体诗歌呢？

　　首先得确立一种类似海绵体的写作主体性。

　　让我们尝试一种海绵体诗歌。

　　原载《光明日报》2015.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