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郑单衣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 ：诗歌要达到的是一种境界

郑单衣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 ：诗歌要达到的是一种境界


　　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一个抒情传统 


　　记者：一提到你，人们会立刻想起一个词——“抒情诗”。在商业社会做一个抒情诗人感觉如何？ 

　　郑单衣：看来我和"抒情诗"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了，很荣幸啊。好过想到某人却没感觉，更难联想到诗，具体的或抽象的诗。我想说的是，写作这件事从来都因人而异，风格更是五花八门。但在大陆，“抒情诗”一词听起来像是一个贬义词。你知道，有些人总喜欢把构成诗歌的复杂元素简化为抒情叙事甚至山水旅游等等，就像小孩子玩玩具，喜欢把它拆开来玩，说，收音机吗，不就是二极管和天线吗？也不必见怪。我不理解的是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分法及其深奥理由，所以我也从不参与那些无聊的争辩。我只按自己的方式写作，从不在乎别人怎么写怎么说。我在乎的是，诗的好和不好及其原因。在商业社会作诗人，虽然生存压力更大了，但写作对我来说依然是件快乐的事。 

　　记者：有人认为“抒情诗”是柔软的，在这个日益理性和冷漠的时代，“抒情”面对我们现在这个颇为复杂的社会，被认为是无力的，你怎么看这个观点？是不是感到有点不合时宜？

　　郑单衣：对我而言，时代社会的冷漠和复杂并不起始于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它从来也不曾简单过。因此诗人面对的不仅（岂止是）现在，他还必须面对过去或将来的冷漠和复杂，否则怎么会有诗人去写"京口北固亭怀古"呢？所以，我不知道诗人一旦合了时宜会是什么样子？却清楚知道自已从来不合时宜。起因于自已梦想找到一种现代汉语，是的，它是柔软而流动的，像外溢的泉水和奔涌的江水一样。那样的语言，正具有我所理解的诗歌的全部力量。我当然不否认语言还有其它形态的力量，类似于板斧有板斧的力量，口号又有口号的力量。我只好去找自已的力量，但我只能向诗要力量，而不是向小说，散文甚至相声要力量。因为我相信现代汉诗这一理想里有足够的未被发现的力量。我是南方人，骨子里并没有那种胡人气--动不动就要惊天动地。所谓写作和个人气质相关，不可比，即使是同时代的诗人也没有可比性。 

　　“日益理性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却正相反，这是一个日益疯狂的时代。比如，做什幺事都一窝蜂，理性从何说起？在我看来，写作才是时代理性之一种，因为它是抵制疯狂最直接的手段，是感受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直接后果，同时更是个人才能的证据所在。诗乃修为，追求的是语言和生命的自足，写作企图抵达的正是这种自足性。和力量大小，可说是风是马是牛的关系，不粘边。如果说抒情无力，那一定存在着某种有力的东西，我想反问你，什么才是更加有力的东西？ 

　　记者：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不少诗人认为面对社会纷繁的变故，诗歌应该进化到所谓的叙事阶段。 

　　郑单衣： 你是说叙事是更有力的吗？现在是２００３年，过去十年间，你是否可以举出一到二个有足够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一下那种“进化”的力量？首先，我认为把诗歌如此简单的分为抒情、叙事是非常荒谬的（这也是疯狂，非理性之一种吧？）。因为它忘记了一个常识──写作的价值，不是寻求相似与相近，而是以彰显其差异来实现的。诗人关注社会和使用语言的方式从来都因人而异。中国人是太迷信进化论了，认为诗歌要“与时俱进”之类，你我都做新闻，都知道新闻写作才与时俱进，何必又要如此别扭的去写诗呢？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从来不是这种新闻报导式的关系。在我看来，诗，文化、文学传统与现实历史，政治间的关系永远是一种平行关系。将诗歌写作再次纳入一种改头换面的“反映论”（一种废话或屁话），恰恰不是所谓的进化，而是严重的退化。还要为这样一种退化寻找一个反对抒情的理由就更形荒谬了。我们的诗歌传统主要是一个抒情传统，如果说，因为要“与时俱进”，就无效了。或者说，它在一夜之间，或十年之内就消失了，那它还能被称为传统吗？ 

　　诗歌要达到的是一种境界 

　　记者：你刚才还谈到继承古典的问题，很多人评价你的作品说跟宋词有一定的联系。读你的作品感觉到一种古典精神和现代气息的奇妙结合，你是如何达到这个效果的？ 

　　郑单衣：其实唐诗宋词作为我们的诗歌启蒙读物，背诵即记忆等超前植入的形式可达成一种思维习惯。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诗句对一个六岁小孩意味着什么？不懂的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成年后顿然领悟的可能。记忆就像是一个储存器，突然通过某个契机就能释放出能量和信息。这很像一种转码方式（即翻译）。古典诗词可以通过领悟即转码进入现代汉语创作，传统以内在转码的方式进行能量转换并对现代汉语发生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诗歌教育方式。 

　　记者：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一直是我们的口号，你怎么看？如果要继承，如何继承？我们应该从古典文学中吸取哪些营养呢？ 

　　郑单衣：汉诗讲的是“境界”。虽然我们不再用五七言的形式来表达，但是同样可以用白话去表达那种境界。我们说诗人讲修为，就是要让心灵达到某一种境界，当你达到那种境界，文言，白话，又有何妨呢？哪怕不用语言来写诗，举首投足也可以表达那种境界。被称为“诗”的东西就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光喊继承传统，还不如简单些，叫“修身养性”更准确。有这么个故事，一个钢琴家落难，钢琴没有了，他就在木板上画了一个琴键，看他的指头动作，一样可以知道他的音乐，他的境界。 

　　记者：不少古典诗歌之所以至今仍然流传，甚至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想有两个方面因素特别重要，一则是不故弄玄虚，简洁优美。二是琅琅上口，可歌可诵。你的诗歌似乎也有这样的特点。当代中国诗歌日益小众化，是否与这些传统的割裂有关？有些专业人士把诗歌冷落的责任归咎于读者，认为诗歌是一种专门知识，必须经过专门培训才可以获得阅读资格，你怎幺看？ 

　　郑单衣：诗歌日益小众化很正常。首先，我认为诗的读者几乎是一个恒量，不怎么变。读者可遇而不可奢求。任何人都有阅读资格，差别在于领悟能力。 

　　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偷窥者"角色 

　　记者：90年代以来，学术界大量引进、翻译西方的文学批评和创作理论，也出现了一种以西方的标准和原则重新来审度中国的文学创作，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郑单衣：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就是偷窥者的角色，然后偷窥者不断在引述和转述。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很好的引述和转述能力，言必称“希腊”，满口名人名言，“西方大师”。当他们表述他们对某个事件的看法时，总会说：“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或者其它什么“大师”所说。一个聪明的读者会发问，我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并不一定想听罗兰·巴特怎么说。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文学肯定有标准，作家写出作品，并不是为了送去文学品质检察所打印，迎合标准。每个人手里都可能拿着一把不同的尺子，怎么办呢？所以我曾鼓励诗人把作品阐释权收归己有，拒绝那些胡言和乱语。朗诵就是最直接的拒绝。 

　　记者：既然有那么多人在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是否真的存在优越性？值得我们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在大家都很热衷说接轨，你认为有没必要接轨，如果要，怎么接这个轨；如果不要，我们又要走向何方？ 

　　郑单衣：这是中国被打败的心理重创在作祟，认为西方一切都优越过中国。但是攀比一个大师一点意义也没有，“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也并不表明这个说的主体就真达到了罗兰·巴特那种认知能力。对不起，我至今不知道接轨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钢和铁不能接，宽轨不能和窄轨接，自然，牛头不能和马嘴接。如果霸王硬上弓，不知结果会如何？ 

　　记者：你曾经说过，盲目迷信西方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经典，缺乏可以成为里程碑和尺度的作品，那幺，面对这个情况我们该怎幺办？中国文学要走向何方？我们要向古典文学寻求标准吗？ 

　　郑单衣：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经典，指的是，我们的积累不够。好作品有，但量不够。所以，好作家的才能里才有真正的方向。我们当然要向古典文学寻求标准，但不一定采用古文写作。 

　　记者：现在一些诗人作家整天把参加国际会议挂在嘴上，以翻译成多少国文字为荣，以走向诺贝尔为最高理想，你怎幺看？ 

　　郑单衣：诗歌的理想如果变成了一个奖，就有点可笑。参加国际会议自然好，我希望中国诗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交流，但开会并不必然意味着成就，很多时候是机缘。最好抱平常心，作品才重要。李白是否爱开会？ 

　　朗诵是种很好的交流机会 

　　记者：以前诗人喜欢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吟诵诗歌，现在这样的聚会少了。而一般的读者甚至爱好者也觉得离朗诵的距离相当遥远，你怎幺看这个现象？香港诗歌朗诵活动情况如何？此次你来广州为诗集“夏天的翅膀”开朗诵会，感觉如何。有何体会和想法？ 

　　郑单衣：朗诵把诗人带出自己的小天地，是种很好的交流机会。朗诵就是交朋友，一起度过快乐的一、两个小时。来广州朗诵是因为诗人欧宁、拉家渡等，他们有将诗歌朗诵和其它艺术结合的想法，这次只是一次尝试。来了两百多人，见到那么多新老朋友感觉很愉快。两位外国诗人也很兴奋，她们甚至嚷着要和我来广州生活。大家都觉得应该提倡一种朗诵风气。朗诵者很快乐，听诗的人也很快乐。香港不时都有朗诵，在书店，大学，会所等，由不同团体操办。我参加过许多，有时人多，有时人少。最少的一次只有六个人。但有时，诗人独自一人也会朗诵，对吧？ 

　　记者：这些朗诵都是免费的吗？ 

　　郑单衣：在香港朗诵，请我去的地方有时会付一点费用给我，但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昨天诗人王来两对我说，为什么诗歌必须是免费的？这问题问得好。好作品应该分享，你去私人家里分享是不用买票的，但是公共场所全是要付租金的。人家提供一个场所让你来分享好的东西、美的东西，你当然也要有一定的付出。想听最好的东西又不想付钱，哪有这等好事？这实在不应该。我在纽约的朗诵中有一场就是收门票的。 

　　记者：在跟国外诗人的接触中，你感觉诗歌在国外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诗人们如何处理诗歌和生活？ 

　　郑单衣：诗人在哪儿都是不好过的，但诗人们总能找到自已的面包。如何处理和生活的关系也是因人而异。相对来讲，他们没有中文诗人那种文化负担，比如文学使命之类。也不会成年累月地把里尔克布洛茨基等挂在嘴边。和他们交往非常轻松。 

　　我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 

　　记者：根据目前你的阅读和印象，你认为香港的文学写作有什么特点？ 

　　郑单衣：香港生活匆忙，事实上有时间写作的是有闲阶层——有大量的时间，生存又没问题。其它人真的很辛苦，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和思考。有的作家因此选择主动地走向边缘。不愿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挣钱去承担高昂的开支，就去找一个便宜地方住下来写。我可能也会选择这种方式，一直工作，不断赚钱，其目的就是想给自已一个机会，好好写点什么，是真正地写，而不是抽时间写。我真的想好好写完一部小说。香港不是一个写作的城市。 

　　记者：你在香港从事什么职业，靠写作能生存吗？ 

　　郑单衣：我们是同行，我在香港做报纸编辑。现在不做了，我想休息一下，太辛苦了。靠写作在香港难以生存。 

　　记者：做媒体是个特别讲究速度的职业，诗歌又是特别慢的事情，你自己同时生活在这两种状态中有什么样的体会？ 

　　郑单衣：我长期生活在与职业写作没有关系的环境里，培养出一种习惯和能力，我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我是学理工的，教了八年化学，然后又转教中文，做研究等，我前后做了十三年的教师，来香港后做报纸，做财经新闻。职业与我的写作早就构不成抵触，完全是两回事。我的生活，我的内在最真实的自我就进入诗歌，那个不真实的自我就去工作（笑）。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不像九十年代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很多作家那样惶惑。我和我自已也构成了一种平行关系。 

　　记者：在香港这么长时间，觉得在香港谋生有什么和大陆不一样的？现在都适应了吧？觉得自己融入这个环境了吗？ 

　　郑单衣：我对香港并不陌生，但是刚去的时候冲击还是很大，突出的是语言障碍，不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话就像失语症一样，你不能介入，不能和人沟通。大约有三个月是最困难的。我学东西很快，很快就可以很流利地跟他们交谈了。然后要找一份新工作，这和我在大学的悠闲是两码事，我每天要在一栋大楼里呆八到九个小时，这是合同规定的，即便没有工作也必须在里面，它是打卡的。 

　　记者：不如简单说一下你在香港谋生的经历吧，主要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吗？ 

　　郑单衣：最初的时候是在家里有一点点工作做，后来就去外面的公司做——就是去那间报馆做财经，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外国的新闻，还要负责香港的地产。我教化学跟文学没有关系，把化学改成财经，并没有失落感。我就是要靠这份工作赚钱，否则就不可能去做我想做的事了。我很主动地面对这种压力。先学电脑，之前完全陌生，用了一个星期，我的朋友送了一台电脑给我，然后我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自学”。朋友们认为我可能干不了一星期，结果一干三年多。生存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本能。 

　　记者：在香港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你会不会觉得时间都被适应生活和工作环境占去了？还能找到时间和心情来创作诗歌吗？ 

　　郑单衣：我不是那种天天坐在那里写诗的人，写往往也就几分钟。写并不花时间，真正花时间的是阅读和思考，我基本上没有时间像原来那样阅读，每天下班后都有被掏空了的感觉。我在贵州就有大量时间，甚至可以频繁地睡懒觉，但我不懒。应该说，我的自我训练还是很好的，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训练意识。我的痛苦不来自怎样安顿自已的肉体，而是一种很内在的孤独。那部分自我是很痛苦的。我真希望这不是在采访，而是一起谈诗，谈诗人和生活，谈一首诗是在何种情况下写的，为什幺那样写等等。我一直追求这样的生活，做了很多年准备，就是想去过这样的生活。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女性的敬意和柔情，让人想起“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你欣赏怎样的女性，谈谈你对当代女性的看法。 

　　郑单衣：“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也是一句会令我永远激动的话。我把我的第一本诗集献给了两个女性──我的外婆和母亲，不是没有道理的。她们在我的心目中正是永恒的女性。我和她们因生命的神秘轮回而达成了一种神圣关系。说出来也无妨，我总是企图从其它女性哪里找回这种关系。这也许是我之所以还是老样子的原因吧。我对世俗生活缺乏必要的耐心，但又抱有类似幻想式的好奇，但我知道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不是结婚。 

　　记者：爱情是什么？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爱情的浪漫是否令人尴尬？ 

　　郑单衣：如果我明白爱是什么，就不会写了。爱也许就是诗本身。浪漫爱情象一种古老魔法，可以令生命从日常性的死亡中立即苏醒并得以更新。尴尬者无爱，锤胸顿足也不定。爱应让生命光彩照人，而不是迅速枯萎。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５日，广州 

新华网稿件来源： 文学终点